所有这些案例都表明，监视完全是一项回溯性的工作，没有当下立即行动的能力，而且要完全服从于强权力难以抵御的既得利益。在卢旺达与斯雷布雷尼察，缺少的并不是揭露暴行的证据，而是基于证据采取行动的意愿。正如一份针对卢旺达杀戮的调查报告所说：“任何对屠杀未能充分认识的情形都是源于政治、道德和想象力的薄弱，而不是信息方面的问题。”11这句话简直可以作为本书的结语：一起对我们忽视或者寻找更多未经加工的信息的证据确凿的控诉，因为问题并不在于我们知道多少，而是我们做了什么。
这话是在责备照片的无能为力，却并不能用来支持施密特的观点，即无论其来源是多么大众、多么分散，更多的图片和信息总能带来帮助。施密特将智能手机视为能对抗系统化犯罪的技术但事实也一再证明，它反而会放大暴力，将人们暴露在灾难之下。在2007年肯尼亚大选结果揭晓之后，手机就变成了这里的卢旺达无线电台，怂恿两个种族互相残杀的短信息加速了暴力的涡流。超过1000人被杀害。其中一则信息被广泛传播，劝诱人们写下并发送他们敌人的名单：
新黑暗时代|科技与未来的终结
[1]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1995年7月11日—22日，波黑塞族军警以及南联盟派出的军警突袭并攻占了斯雷布雷尼察，在接下来的11天时间里对当地8000多名穆斯林男子和男孩进行了杀戮。波黑政府直到2004年6月才承认这一屠杀事件。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在欧洲的最严重的一次屠杀行为，国际法庭确认其为种族灭绝。—编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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