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知识的先天综合性就被演绎出来了：我们的知识既是彻底经验的，也是彻底先验的，因为它们是从自我之中由自我同时产生同时构成的。显然，在知识问题上，谢林的观点与康德不同，他不认为知识的先天性来源于先于认识的先天认识形式，而主张形式与质料、概念与对象乃是同时由自我构成的，因而带有费希特知识学的浓厚色彩。
反思活动中的绝对抽象是理智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而“理智只有以意志活动为中介，才会自己成为自己的对象”①。这也就是说，认识的最高目标只能通过实践活动才能实现，先验哲学由此从理论哲学进入实践哲学。
（二)实践哲学
实践哲学是从这样一种原始信念出发的：“在我们心里不是必然地而是自由地产生的那些表象，能够从思想世界过渡到现实世界，并能得到客观实在性”②。如果说理论哲学说明的是按照世界的本来面貌认识世界，实践哲学则要说明按照主体的表象来改造和塑造客观世界。谢林接受了费希特的观点，认为理智活动是必然的和有限的，意志活动则是自由的和无限的，介于二者之间、构成从理论到实践的桥梁的是想象力。想象力所想象的对象总是有限的，但想象活动本身却是无限的，由此产生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对立直接产生了把实际存在的客体转化为应该存在的客体的冲动，因此，实践活动就是自我永远不断地谋求理想与现实相一致的活动，这一活动表现在时间中就是人类的历史。由于实践的目标永远不可能真正在现实中实现，因而人类的历史也就是一个无限地向目标逼近的进程。
谢林确信人类能够并且应该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整个人类历史就是由人的自由行动构成的，自由是人的生命本质之所在。另一方面，自我按照理想改造和塑造客观世界的自由活动是在社会中进行的，“我的一切行动所指的最终目标，就是靠单个人不能实现，而只有靠整个族类才能实现的某种东西”；因为除了承认其他理性存在物的存在之外，没有人能够证实自己是理性存在物，“在各个理性生物之间通过客观世界的媒介所发生的相互作用还是自由的条件”①。这样一来，各个理性存在物追求理想的自由活动就要通过道德和法律来加以调节。虽然谢林坚持康德所确立的道德自律的实践理性原则，把道德看做是人们自觉地调节相互之间自由与欲望的准则，但是他在这里把人的自由仅仅理解为主观行动的任意性。与此同时，他也认识到康德单纯形式主义的道德学说缺乏必然性的强制力量，因此特别重视法治的作用。谢林认为，当个人的行动超过了正当的限度，就要受到他人意志的约束和制裁，法律制度就是建立在意志的相互制约的基础之上的。法律的强制作用实际上只是限制自然人的私欲，而不是理性人的自由，法治恰恰是自然人向社会人、理性人、自由人过渡的手段。据此，谢林把法治称为人的意志在第一自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第二自然，人类的历史就是法治逐步实现的历史，就是朝向完善的国家目标不断前进的过程。谢林不是把科学艺术的发展、而是把实现法治状态的程度看做是衡量历史进步的标准，认为普遍的法治状态是自由的条件，从而把康德和费希特只能内在地（在道德领域）加以实现的自由外在化，为黑格尔做出“国家是自由的实现”这一论断提供了逻辑前提。在完善的国家中，一切人都是公民，人人自由平等。谢林继承了康德关于世界公民、永久和平的思想，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不是孤立的现象，从而提出，完善的国家只有在一个由所有文明民族组成的、共同服从同一个法律的国家联盟中才能实现。
①[德]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189页。
②同上书，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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