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的法律制度如何产生的问题促使谢林认识到，人类的历史是必然性与自由的统一。普遍的法律制度是自由的条件，但这种制度又是依靠自由来实现的，这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途径是把自由看做同时包含着必然性，也就是说，自由应该是必然的，必然性也应该是自由的。所谓自由是有意识的，而必然性则是无意识的；有意识的东西通过意志活动会产生出意志并没有企求过的、无意识的东西，这种结果甚至是通过意志活动本身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人的行动就其本身来说是自由的，但行动的最终结果又依赖于一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凌驾于人之上，甚至于操纵着人的自由表演”②。谢林没有简单地把这种隐秘的必然性归结为天意或命运，而是在人的行动的社会性中寻找自由与必然性相统一的根据，他清醒地认识到：“我的行动的成果不是取决于我自己，而是取决于所有其他人的意志”③。一方面，整个人类历史充满各式各样的个人的自由表演，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意图和预期目的的；另一方面，期望的目的很少能够如愿以偿，往往事与愿违，并且许多预期的目的是相互冲突、彼此矛盾的。由此可见，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并非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最终是由各种相互作用的客观力量所产生的合力决定的。总之，支配人类历史发展的是一种以自由为目的的自然规律。谢林的历史哲学把人类历史理解为客观的自然过程，揭示了个人作用与历史规律、自由与必然、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辩证法，不但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巨大贡献，而且构成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
①[德]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246、234页。
②同上书，245页。
③同上书，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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