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是一个社会生活和理智生活发生了巨变的时代。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1763年至1914年，欧洲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逐步确立了霸权地位，成为全球的主宰。①就欧洲本身而言，19世纪在政治上始于拿破仑执政，这位马背上的世界精神领袖以战争和征服在欧洲贯彻了法国革命的一些基本原则，而终止于维多利亚时代（1837一1901）流金岁月的褪色。请看那些引人注目的时代变化：19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运动，这场充满诗意的革命要求以情感反抗理性的桎梏；工业革命成熟了，它一方面生产出庞大的商品堆积，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数不清的社会悲剧，社会改革的哲学思潮由此应运而生；1848年革命是阶级分裂的标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首次植根于欧洲人的意识当中；民主政治的观念已开始深入人心，但专制政府及其社会控制也同时得到了强化；最后，达尔文掀起了生物学革命的澎湃浪涛，生物进化的思想引起世人的强烈关注。结果，浪漫主义运动深深影响了德国的唯心主义体系和非理性主义的哲学家；经济的混乱、社会的动荡和阶级的冲突使英国功利主义的社会改良哲学和马克思的革命学说呼之即出；而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发展观则为马克思主义、斯宾塞的综合哲学以及美国的实用主义提供了必备的条件。
因此，19世纪向哲学提出了新的问题，同时也向它提供了新的观念。这些新问题、新观念导致了哲学思潮的巨大分野。文艺复兴时期理智生活中的主要事实是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兴起，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决定它们在此后两个世纪中的发展方向；而启蒙运动时期哲学则转向了对心灵特征的分析，探讨心灵何以能够成功地把握自然界，从而引发了理性主义者与经验主义者之间的激烈争论，直到康德实现了伟大的综合才告一段落。到了19世纪下半叶，理智生活的巨流则剧烈地分化为诸多哲学流派之间的争论乃至冲突，从而出现了一系列鲜明的对立，例如实用主义对抗唯心主义、实证主义对抗非理性主义等等。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简要地勾勒出19世纪哲学的大致轮廓，它分为三个阶段：早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其代表人物是康德（虽然他的理智活动主要在18世纪，但是其影响却是跨世纪的)、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中期最具特色的一是哲学恢复了对科学及其方法的兴趣，产生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和穆勒的逻辑学，二是以穆勒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激进的社会理论；晚期则发展出三条主要线索，其一是古典哲学的再度复兴，其中新黑格尔主义以英国的格林、布拉德雷和鲍桑葵为代表，德国的新康德主义则打出了“回到康德去”的口号；其二是实证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其中以马赫主义为代表；其三是皮尔士和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在美国生根发芽，成为这一新生国家的思想根基。尤为突出的是，这一世纪自始至终贯穿着非理性哲学思潮，其中有三位极具个性的思想家堪与其他伟人分庭抗礼，他们就是叔本华、克尔恺郭尔和尼采。也许可以说，19世纪的哲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ideology）的时代，它不仅充斥着各种思想体系的纷争，而且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冲突，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形成了三支巨流；另一方面则是反“意识形态”的时代，是生命意志在理性的自负、体系的桎梏和意识形态的钳制下奋力冲撞的时代。虽说20世纪西方文明的基本概念在17世纪就已具雏形，但我们的基本观念和理想的冲突却是在19世纪奠定的。
① 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560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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