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的兴起与早期希腊自然哲学的衰落有密切的关系。自然哲学家们在本原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而动摇了人们对获得知识的信心，而智者们的活动实际上把这种局面确定了下来，将个人的意见看做决定一切的基础。智者的出现乃是雅典民主制的产物。城邦民主制度意味着话语具有压倒其他一切权力手段的特殊优势。话语成为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一切权力的关键，指挥和统治他人的方式。①于是，参政议政、诉讼演说的广泛社会需要，以及随着民主制度的衰败和危机所显露出来的种种弊端，决定了智者产生和智者运动兴盛成为历史的必然。
在某种意义上说，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乃是城邦民主制的真实写照：每个公民都独立自主、各行其是，主宰政治生活的不再是公正或正义，而是说服和论辩的技巧。但是另一方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们仍然迷信社会制度和伦理观念是神灵制定的，或者是自然天定的。智者的兴起不仅应和了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也是哲学从对自然现象的好奇转向对社会现象的好奇的产物，其结果主要是否定的：继自然哲学家们动摇了宗教神话的自然观之后，他们动摇了传统的社会伦理观念。正是通过各种集会演讲、法庭辩论、问题解答等形式，智者们在给学生传授修辞学、论辩术以提高他们论辩技巧和获胜能力的同时，贯穿了批判迷信、抨击传统、藐视权威、高扬个性、崇尚感觉、鼓吹怀疑的思想内容，也正是由于这些内容和风气的传播，客观上起到了社会启蒙的思想解放作用。所以，人们有时把智者运动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相比，称智者为第一批人文主义者或思想启蒙者。公正地讲，智者们对哲学、逻辑学、语法学、修辞学等学科的发展也确实有重大的贡献。可以说，没有智者做开路先锋，并提供正反两方面的启发，就很难有后来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但是，由于智者运动具有“求胜不求真”的鲜明特色，与真正的“爱智之人”所理解的“智慧”大相径庭，所以发展到后来，便逐步蜕变为典型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变成了不顾事实、玩弄文字游戏的诡辩，因而遭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谴责。这也正是智者在历史上一向声名狼藉的原因。
智者并不是专门的哲学家，更没有统一的哲学派别，只是在职业特点、活动方式和思想倾向上有某些相似之处。虽然智者众多，著名的也不少，但是就哲学的内容和影响而言，其中最主要的代表是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
一、普罗泰戈拉
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约公元前481—前411年）生于阿布德拉城，是德谟克利特的同乡，据说也是他的学生。他生命中的黄金岁月是在雅典度过的，据说是第一个自称“智者”的人。普罗泰戈拉的著作有《论真理》、《论神》、《论相反论证》等，均已佚失，后人研究其思想的主要依据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等人的记载。
①参见[法]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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