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勒兹看来，差异不只是在类之间，不只是两种确定的类之间，而是完全在混乱的谱系线条中：不再有在单一的内部对立的类，而是纯粹的与不纯粹的、好的与坏的、可信与不可信的，都在一个引起大的类的混合物之中。纯粹的差异概念，在一般性概念内部没有被中介的差异，在类或在种之中。这种分割方法的意义和目标是在竞争中选择，在各种旨趣的主张中选择。
我们能在柏拉图关于分割的两个原则的例子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虽然在柏拉图中，政治家所处的是作为一个“田园的看护人”的位置，但许多人把他们自己介绍为“我是真的牧羊人”，其中包括了商人、农民、面包师甚至还有运动员和那些完全是医药职业的人。这种以“代言人”的身份出现正是柏拉图哲学中虚构的象征。这种虚构的同一性源出于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却已经成为现今普遍的历史哲学和辩证法的根据。正是这种虚构的同一性遮蔽了个体的差异性，造成了驯服的文化，对生命的否定和贬抑，从而表现出与田园看护人的区别。德勒兹在分析尼采哲学中的历史文化观时，发现尼采已经指出了文化的两面性，那就是关于文化从史前进人到史后所表现出遗忘了它的另一个方面，即很久以前就已经消失的和尚未开始的文化。借助于文化的正义性，历史生产出自主的个体，这种个体就是文化的最终目标。但文化又是一种种群的活动，因此在历史中的文化过程中个体的人被淹没在历史提供给我们的表象背后，我们能看到的只是种族、民族、阶级、教会的国家。也就在这基础上产生了虚构的代言人，但是代言过程的惩罚和训诫却造成了超人，这又是柏拉图哲学所无法预料的。在尼采哲学从史前看文化与从历史看文化的文化现象中，我们发现并没有什么事物与亚里士多德所关心的共同性问题是一致的。在尼采看来，不是关于同一性的问题而是与可信性有关。前文化，尚未开始的文化中核心的是可信性，这是尼采所看到的社会组织的原生形态，有着最粗糙、最原始的社会机制，是最原始的个体之间的关系。它自我承诺，自主能动地进行未来活动。相反，史后文化以虚构的同一体、种群作为基础、作为代言的对象和出发点，以道德和宗教作为惩罚和训诫的手段而对真正的自主性、能动性进行压抑和镇压，然而只要文化自身中还存在着超历史性的因素，就会创造出不同于驯服的人的那种“另一个平面”。因此说原生形态的文化从没有在任何暴力中退缩。所以德勒兹从尼采思想中看到了柏拉图哲学的分割的两个方面都有着与超人的权力意志的关系，但是由于亚里士多德的基础化作用，使柏拉图的分割表现出是在否定、对立的同一性基础上的两个方面，而不是柏拉图自身中遗传基因可以自我分裂的两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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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的时间与“异质性”的存在—德勒兹《差异与重复》的文本解读
关于正义和正义性、公正性，在柏拉图的理论中主要指的就是存在的秩序，在本文第三章第一节的最后也提到关于正义性的理解。具体参见海德格尔著：《尼采》，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上卷，第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