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德勒兹的理解，从康德的逻辑开始的是一个漫长而又无穷无尽的故事：“我”就是一个他者，或者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内在感觉。能动的思想应用到一个可接受性的存在，应用到一个再现的被动主体就是使它自身能动而不是对它进行规定。就是经验它的影响而不是发动它。而且经历它就像一个在它自身中的他者。对于“我思”和“我是”必须被加到它自身中，——那是一个被动的位置(就是康德所说的直觉的可接受性)，对于确定性和非确定性必须被加上可确定的形式，所谓的时间。这里不是把整体加上合适的词，因为它宁可是位于存在和思想的内在领域中被建立起来的差异的物质。仿佛“我”就是从“一”结束中被打碎而成为“他者”的过程：“我”被一个纯粹的然而是空洞的时间形式打碎。在这个形式中，它与表现在时间中的那个被动的自我一致。时间意味着在“我”和一个缺席的“存在”之间或者说是在自身中一个碎片化了的被动性，并且是在被动的自我与碎片化的“我”之间的一致性构成了先验性的发现，它就是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要素。
德勒兹认为，“笛卡尔能得出他的结论只是因为排除了时间，因为笛卡尔把认识还原到了一个当下的时间并且委托时间执行上帝的持续性创造的操作。更为普遍的是他假设了我’的同一性自身比唯一的上帝更没有他者的保证。因为这个原因，用我’的观点取代上帝的观点并不比被共同假设而缺少重要性。只要我’保持一种正好与拥有的上帝’一样的同一性，上帝只要在我’中满足于一个代替物的条件时就会生还。笛卡尔用一个更简单然而是一种我’自身的同一性表达了与神圣化的整体的相似性。但是，相反的是上帝死亡’并没有留下一个完整的我’的同一性，而是被安置并且被内化为一个与它完全异质性的本质中，也就是被划分出一个标志性的场所中或者说是被封闭了的上帝。这就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看到的深刻性。至少有一点康德是看到的：在思考上帝的死亡的方法中，因为限定了碎片化的我’，所以理论理性和心理理性同时消失了。如果先验哲学最高级的主动性存在于像思想一样的时间形式中，那么这个空洞的纯粹的形式反过来的意义就不能消解上帝的死亡、被打碎的我’和被动的自我。就是康德真实的意图表现出来的地方：不能继续从事这个主动性。因为在这种主动性中，上帝和‘我’都经历了一个实践的复苏。即使在思考的领域，碎片也很快就被新的同一性形式填补—即所谓的能动综合的统一性。”0
第四章 在“重复”中断裂和生成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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