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能指链：我在我不思之处
话语的存在，是为了将你引入歧途。
——达利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拉康对弗洛伊德的革命性改造，主要是基于将语言结构主义资源引入精神分析而实现的，并且这种导入并非建构性的肯定，而是一种颠覆。作为精神分析学新革命的法宝，语言符号(能指)再一次毒杀着以概念为核心的语言体系构筑起来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体。如果说，象征性关系只是毒化了主体的外部建构，那拉康则是以处于思想意义域核心的能指关系证伪了理性主体本身。也由此，拉康一定要改写笛卡尔那个“我思故我在”，他的古怪宣言是“在我思之玩物之处我不在，我在我不思之处”①。必须承认，这又是一道极其难解的形上之题。
- 能指：象征域中的君王
拉康并不讳言自己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历史关系。他坦承自己认同以索绪尔、雅各布森和列维一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思潮，以及作为这种思潮前身的19世纪俄国形式主义的种种学术资源。拉康十分得意地认为，弗洛伊德显然没有掌握这种重要的工具。②可是，我却发现握在拉康手中的语言理论，更多地似乎在接近“后结构主义”的观念，因为结构主义的语言结构概念已经直接成为拉康恶毒攻击的对象。拉康对语言的总体看法集中在一个原则性意见之中：“在语言中，符号的意义来自于语义的词汇分割，所处位置以及词素变位中的朴素关系。”①十分清楚，拉康已经肯定了索绪尔以来语言学的一个观点，即并不存在独立的直映实在的词语，任何一种词语的意义都来自符号之间的功能性关系。
第六章 能指链：我在我不思之处
①拉康：《拉康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49页。译文有改动。 Écrits:A Selection, trans.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 , 1977. P. 166.
② 拉康：《拉康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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