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形象的比较研究也许比不上对语言的功能进行研究那么有趣，后者可以在同一组内进行跨语言的研究一—双语甚或多语研究。由于惟个别语言的功能研究就能说明社会因素、力的关系和不同的权力中心，所以它能逃脱“信息”神话，以便把语言的等级制和命令式作为命令的传递、权力的实施或对这种实施的抵制加以评价。运用弗格森和冈珀兹的研究结果，亨利·戈达尔提出了一种四语模式：源于乡村或在乡村社区使用的本土语、母语或地域语言；工具的、城市的、政府的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使用的语言，用于生意经营、商业往来和官方传播的语言，第一种解域化的语言；指涉性语言，意义和文化的语言，导致文化再分域的语言；和神话语言，在文化的地平线上捕捉精神或宗教再分域的语言。这些语言的时空范畴具有明显的差别：本土语就在这里；工具语无处不在；指涉语就在那里；神话语则在彼岸。但最重要的是，这些语言的分布随组合的不同而不同，而在一个组合内又随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在欧洲，拉丁语在成为指涉语和神话语之前是工具语；英语在当今世界上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工具语)。①用一种语言言说的东西不能用另一种语言来言说，而可说和不可说的总体必然随每一种语言的不同而不同，随这些语言之间关联的不同而不同。②此外，所有这些因素之间的边缘都是模糊的，界限都是变化着的，对这种或那种材料具有的功能都是不同的。一种语言可以对一种材料履行特定的功能，而对另一种材料则又履行另一种特定的功能。语言的每一种功能依次分化，携带着众多的权力中心。是各种语言的混合，根本不是各种语言的体系。当用法语做弥撒时，我们理解宗教融合的倡导者们何以愤怒地呼喊，因为拉丁语已被剥夺了神话功能。但古典主义者更落后于时代，他们呼喊是因为拉丁语的文化指涉功能也被剥夺了。他们以这种方式为这种语言行使的宗教或教育权力形式表示遗憾，因为现在它们已被其他形式取代了。在各个组合之间甚至存在一些更严肃的例子。地方主义的复兴，及其方言或土语或一种本土语的再分域一如何为一种世界规模的或跨国的技术政治服务呢？那种复兴如何为革命运动做出贡献呢？这些革命运动也充斥着它们试图赋予一种当代意义的古典词语。从瑟凡-施莱伯尔到布勒敦吟游诗人到加拿大歌手。而那还不是真正的界限划分，因为加拿大歌手也可以导致最反动的、最具俄狄普斯性质的再分域，啊，妈妈，啊，我的祖国，我的小屋，olé，olé。我们可以称此为一种模糊，一种混合的历史，一种政治局势，但语言学家并不了解这一点，也不想了解这一点，因为，作为语言学家，他们是“非政治的”纯粹的科学家。甚至乔姆斯基也只能通过勇敢地反对越战来弥补他的科学非政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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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思想
the discursive practice series
① 瓦根巴赫《弗朗茨·卡夫卡》，第78-88页，尤其是78，81，88页。
卡夫卡《日记》，1910年12月15日，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