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得不说，国家始终是存在的，相当完美，相当完整。考古学家的发现越多，就有更多的帝国被挖掘出来。关于原始国家的假设似乎得到了证实：“国家显然可以追溯到人类最远古的时代。”很难想象在边远或难以控制的地区里会有与宗主国家没有联系的原始社会。但重要的是相反的假设：国家本身总是与外部保持着某种关系，而独立于那种关系则是不可思议的。国家的律法并不是整体（国家社会）或虚无（反国家社会）的律法，而是内部与外部的律法。国家是主权。但主权只统治能够内化的、能够局部占有的东西。不仅没有普遍国家，国家的外部也不能被简约为“外交政策，”也即各个国家间的关系。外部是在两个方向同时出现的：巨大的世界规模的机器在一个特定时刻向整个世界扩展开去，这与国家相比具有很大的自主权（如“跨国”商业组织，综合产业，甚至像基督教、伊斯兰教、某些预言或救世运动等宗教构型)；但也有帮伙、边缘或少数族群等局部机制，肯定了分隔式社会与国家权力机构相对抗的权利。今天，现代世界给我们提供了这两个方向长足发展的例子：世界规模的宇宙机器，以及一种新原始主义，马歇尔·麦克卢汗描写的一种新的氏族社会。这两个方向在所有社会领域、所有时期都同样存在。它们甚至部分融合。比如，一个商业组织也是一伙劫匪或海盗，他们的部分发展或许多活动都是重合的。宗教也是以帮伙形式开展活动的。显而易见的是，帮伙，与世界性组织一样，也暗示了不可简约为国家的一种形式，这种外在性的形式必然呈现为松散的、多形态的战争机器。它是迥异于“律法”的一种法则。国家形式是一种内在性的形式，具有再造自身的倾向，它超越变体而与自身相认同，在其极限内很容易辨认，而且总是寻求公共认可（不存在带面具的国家)。但战争机器的外在性的形式在于它仅仅存在于自身的变形之中；它既存在于产业革新之中，也存在于技术发明之中；既存在于商业流通之中，也存在于宗教创造之中，因此也存在于仅在次要程度上允许国家挪用的一切流动和潮流中。它不依赖于独立，而依赖于在一个永久的互动领域内的共存和竞争，我们必须构想外在性和内在性，变形的战争机器和认同的国家机器，帮伙和王国，宏大机器和帝国。同一个领域也在国家中划出内在性的界限，但却以国家无法捕捉的或与国家相悖的语言描写它的外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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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ursive practice series
游牧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