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说流动科学浸透着更多的非理性步骤、神秘和魔幻的方法。它们只在有待于确定归属时才那样做。而就官方科学而言，它们也给自己环绕上一道圣洁和魔幻的光环。而这两个竞争模式之间最明显的东西则是，流动或游牧科学并不打算让科学拥有自治权，哪怕一种自治的发展。它们没有自治发展的工具，因为它们的一切运作都服从于直觉和建设的感性条件—追随物流，规划和连接平滑空间。一切事物都位于一个客观的、与现实本身共延的浮动地带。不管多么精密或严格，“近似性知识”都取决于感性的和可感的评价，这种评价提出的问题比解决的还要多：问题框架依然是其惟一的模式。对比之下，官方科学的正当任务，它在理论或原理上的权力是把所有运作与直觉条件隔绝开来，使其成为真正的内在概念或“范畴”。这恰恰是解域在这种科学中意味着在概念机器中重新分域的原因。如果没有这种范畴的、绝对命题的机制，区别性运作就会限于追随现象的进化；此外，由于实验是开放的，是基础建设，所以，将其确立为稳定模式的坐标将永远不会出现。这些要求中有些是依据“安全”状况来转译的：奥尔良和博韦的两座大教堂在12世纪末倒塌了，而控制计算又很难启动流动科学的建设。尽管安全是国家理论规范和政治理想的基本因素，但仍有其他重要因素。由于其全部步骤，流动科学很快就超越了计算：它们寄寓超越再生产空间的那个“多余”空间里，很快就遇到了从那个观点来看不可逾越的问题，而最终通过真实生活的运作解决了这些问题。解决的办法来自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使问题变成非自治性的了。对比之下，只有官方科学才有随意支配的衡量权，并用这种权力限定概念机制或科学的自治性（包括实验科学的自治性）。因此，才必须让同质性空间伴随流动空间，否则，物理学就将依赖空间中的特定点。但这与其说是转译，毋宁说是建构：恰又是流动科学所不从事、也没有工具从事的那种建构。在这两种科学的互动场上，流动科学局限于制造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一系列集体的非科学活动，而科学的解决却取决于官方科学，通过将其引人理论机制和工作组织而改变了问题的性质。这相似于柏格森理论中的直觉和理智，在此，直觉提出问题，只有理智才具有在形式上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直觉只满足于将这种问题投放到人类追求质料的质的活动中。①
|304
游牧思想
the discursive practice series
① Albert Lautman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黎曼空间是如何容纳欧几里得连接的，使其在任何时候都能限定两个相邻向量的平行；在这种不去实地探讨多元性的情况下，多元性就“仿佛潜伏在拥有足够维度的欧几里得空间”中一样。见Lesschemas de structure (Paris: Hermann, 1938), pp. 23 – 24; 43 - 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