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思想
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我们都无疑要同时考虑地域、解域和重新分域的因素。动物和孩子的叠歌似乎是地域的：因此他们不具“音乐性”。但当音乐抓住了叠歌并对其加以解域时，它也在解域声音；而当它抓住了叠歌并以节奏声区迅速将其输送出去时，当叠歌“成为”舒曼或德彪西时，音乐便通过旋律和和声的坐标对作为音乐的自身加以解域。反之，我们将看到，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动物的叠歌也比动物的影子、姿态和色彩具有更强大的解域力。因此，我们必须把一些因素考虑进来：相对的地域性，其各自的解域，以及集体的重新分域，而且有若干种类型（比如，诸如音乐坐标等内在分域，叠歌堕落成贩卖的公式或音乐堕落成歌谣等外在分域)。事实上，没有特殊的分域就没有解域，这应该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克分子与分子之间牢固的相互关系：任何流动，任何生成分子，在没有克分子因素的伴随、为不可感知的过程构成通道或可见风景的情况下，都不能逃离克分子的构型。
音乐的生成女人和生成孩子体现在声音的机器化问题上。把声音变成机器是音乐运作的第一步。如我们所知，在西方音乐中，这个问题是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解决的，即意大利方式和英国方式：男高音“超出自己声音”的超高音，其在窦道内部和喉咙与硬腭后部发出的声音，并不依赖隔膜和支气管道；以及阉人的腹音，“更加强烈，更加洪亮，更加倦怠，”仿佛把肉体给了不可感知的、不可触摸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多米尼克·弗南岱兹就这个主题写了一本好书。他表明，音乐中声音的机器化问题幸运地摆脱了精神分析学就音乐与阉割之间关系的讨论，这必然意味着对整个二元机器的废除，换言之，克分子构型把声音分配给“男人或女人。”①音乐中不再有男人或女人了。然而，弗南岱兹描写的两性同体的神话是否可信，尚不得而知。这不是神话的问题，而是实际生成的问题。声音本身必须达到生成女人或生成孩子的程度。那是音乐的奇妙内容。如弗南岱兹所看到的，那已不再是模仿女人或孩子的问题了，即便唱歌的是一个孩子。乐音本身在孩子的声音变得洪亮、纯粹洪亮之时变成了孩子。任何孩子都做不到这一点，而即使做到了，那也是通过生成别的什么，而不是生成孩子，孩子属于一个不同的、奇怪的感性或神圣世界。简言之，解域是双重的：声音在生成孩子中被解域，但它所变成的孩子本身也是被解域的、未发生的生成。“孩子长了翅膀，”舒曼说。我们在音乐的生成动物过程中发现了同样曲折的运动：马塞尔·莫雷表明，莫扎特的音乐中充斥着生成马或生成鸟。但任何音乐家都不会认为自己在“扮演”马或鸟。如果声区把生成动物当成内容，那么，动物就同时在洪亮的声音中变成了别的东西，绝对的东西，黑夜，死亡，欢乐—当然不是一般性或简化，而是个体性，这死亡，那夜晚。音乐把生成动物当作内容；但在生成动物的过程中，马把温柔的击鼓声作为表现，仿佛长了翅膀一样从天堂或地狱中飞出；而鸟儿则在回音、倚音、断音音符中找到了表现，鸟儿也因此而变成了灵魂。②莫扎特音乐中构成对角线的正是重音，突出的也是重音。如果听不出重音，如果体会不到重音，那就会回到相对贫乏的数点系统。人类音乐家在鸟身上被解域，但被解域的、“被变形的”又正是鸟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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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ursive practice se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