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特别想到了两个激发情感的文本，也就是说，在这两个文本中，思想具有真正的伤感力（反逻各斯和反民族精神的)。一个是阿尔托的文本。在给雅克·瑞维埃尔的信中，他解释说，思想的运作依据中心的塌倒，它只能由于无能采纳某种形式而存在，只在质料中释放表现的特点，在纯粹外在性的环境中边缘地发展，如同不可能普遍化的奇点和不可能内在化的环境那样发生作用。另一个是克莱斯特的文本，“论言语中思想的逐渐形成。”文中，克莱斯特把概念的中心内在性谴责为控制工具—不但控制言语，控制语言，而且控制情感、环境、甚至机会。他把这种思想与作为进程和过程的思想区别开来，一种怪异的反柏拉图式对话，一种兄妹之间的反对话，其中，一方在不知情的时候说话，另一方在还不明白的时候接话：克莱斯特说这是情感的思想，就仿佛战争机器中的一位将军，如同充满电荷的一个纯粹强度的物体。“我混合无法表现的声音，延长过渡的时期，在不必要的时候使用同位语。”争取一些时间，然后也许放弃，或等待。不控制语言的必要性，在母语中充当外国人的必要性，是为了把言语引向自身，“把不可理解的东西带到世界上来。”这就是外在性的形式，兄妹之间的关系，思想家的生成女人，女人的生成思想：拒绝控制的情感，构成战争机器的情感。思想在与外在力量搏斗，而非聚集在一个外部形式之下：思想接力式地运作，而非构成一种映像；一种事件一思想，一种个体性，而非主体一思想；一种问题一思想，而非本质一思想或原理；吸引一个民族的思想，
① 尼采，“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不合时宜的沉思》，R. J. Hollingdal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77 - 178。
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the discursive practice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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