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我们才把问题进一步回溯，追问战争本身是否是战争机器的目标。这一点并不明显。战争（不管有无战斗）都旨在消灭或俘虏敌人力量，战争机器大可不必以战争为目标(比如，“突袭”可以是另一个目标，而不是特殊的战争形式)。但更普遍地说，我们已经看到，战争机器是游牧民的发明，因为就其本质而言，它是平滑空间的构成因素，是对这个空间的占领，是在这个空间之内的位移，以及民族的相应构成：这是战争机器惟一可证实的正面目标（诺摩斯）。让荒漠和草原扩展；不要驱赶那里的人民。如果必然要引起战争的话，那是因为战争机器与国家和城市发生了冲突，作为（条纹）力量与其正面目标发生对峙：从那时起，战争机器就把国家、城市、国家和城市现象看作敌人，把消灭它们作为目标。正是在这个时刻，战争机器变成了战争：消灭国家力量，毁灭国家形式。阿提拉或成吉思汗的冒险都清楚地展示了从正面目标到反面目标的这种进展。从亚里士多德的角度，我们可以说，战争既不是战争机器的条件，也不是战争机器的目标，而必然伴随或完成战争机器：从德里达的角度，我们可以说，战争是对战争机器的“增补”。甚至可能发生的是，这种“增补”是通过进步的、充满焦虑的感悟理解的。摩西的冒险就是很好的证明：由于把埃及国家抛在后面而进入了荒漠，他开始借鉴希伯来游牧民的过去，听从岳父的建议，建构战争机器。这是正义的机器，已经具有了战争机器的性质，但还没有把战争作为目标。摩西逐渐地、分阶段地意识到，战争是那个机器的必然增补，因为它将遭遇或必须跨越城市和国家，因为它必须派遣特务（武装观察），然后也许做出极端的事来（灭绝种族的战争）。犹太人民对此感到疑惑，恐怕他们不够强大；而摩西也有疑虑，因此在实现这种增补之前就退却了。所以，担负起战争重任的是约书亚，而不是摩西。最后，从康德的角度，我们可以说，战争与战争机器之间的关系是必要的，但却是“综合的”（耶和华使这种综合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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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ursive practice series
游牧思想
① T. E. Lawrence 的著作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1935) and “The Science of Guerilla War," i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4th ed. (1929), vol.10，Pp.950-953，仍然是最重要的论游击战的著作；它们都自称是“反福熙”理论，详尽阐述了反战斗的概念。但这种反战斗有一段历史并不完全依赖于游击战：(1)传统上对战争中的“战斗”与“演习”的区别，见Raymon Aron，Penser laguerre. Clausewitz （Paris: Gallimard，1976)，vol. 1， Pp. 122- 131；(2) 运动战在所论战斗中起到的作用和重要性（早在Marshal de Saxe时代，以及拿破仑战争中关于战斗问题的争论)；(3)最后，近代对以核武器为名的战斗的批判，起到了阻挠的作用，传统力量现在只能进行“试验”或“演习”；见戴高乐派的非战斗观点，以及Guy Brossollet，Essai sue la nonbataille（Paris：Belin，1975)。近来向战斗观念的回归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战略核武器发展等技术因素，而意味着政治上的考虑——战争中战斗（或非战斗）的作用正是依此而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