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战争的问题进一步回溯，并从属于战争机器与国家机器的关系。国家并不是第一个制造战争的机器：当然，战争也不是自然的普遍现象，一种非具体的暴力。但是，战争不是国家的目标。恰恰相反，最古老的国家甚至没有战争机器，如我们将看到的，它们的统治是基于其他代理之上的（反而用来协调警察和监狱)。可以毫不冒昧地说，古老但却强大的古代国家之所以突然灭绝的神秘原因就在于一种外部的或游牧的战争机器的介入。但国家很快就吸取了教训。从普遍历史的角度，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国家将如何挪用战争机器，也就是说，国家如何根据自己的幅员、统治和目标为自己建构战争机器？担冒了哪些风险？（我们所说的军事机构或军队本身根本不是战争机器，而是国家挪用战争机器时所采用的形式。）为了理解这样一种运作的悖论性质，我们必须重申其全部假设。(1）战争机器是那种游牧发明，战争不是其主要目标，而是其次要的、增补的或综合的目标，它决心要毁灭与它发生冲突的国家形式和城市形式。（2）当国家挪用战争机器时，后者的性质和功能显然发生了变化，因为它后来被用来破坏游牧和所有国家，不然就表示国家之间的关系，致使一个国家独自使用战争机器去毁灭另一个国家，或将其目标强加于另一个国家之上。（3）正是在国家挪用了战争机器之后，战争机器才把战争作为其直接的、主要的目标，作为其“分析的”目标（而战争则把战斗作为其目标)。简言之，国家机器挪用战争机器，战争机器把战争作为目标，战争服从于国家的目的，所有这些都是在同一个时间发生的。
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the discursive practice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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