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作为理念的绝对战争与真正战争之间的区别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但只能用不同于克劳斯维茨的标准来衡量。纯粹理念并不是指抽象地消灭敌人，而是指不以战争为目标的战争机器，只与战争有一种潜在的或增补的综合关系。因此，游牧战争机器在我们看来并不是克劳斯维茨所论述的一场真正战争的案例，相反，是那个理念充分体现的内容，那个理念的发明，及其目标、空间和诺摩斯的构成。然而，它仍然是一个理念，必然保留着纯粹理念的概念，尽管这种战争机器是游牧民实现的。而游牧民却仍然是一个抽象理念，真实而非实际的东西，这有几个理由：首先，如我们所看到的，游牧生活方式的诸因素实际上与迁徙、巡回和季节性畜牧混合了起来；这并不影响概念的纯洁性，但总是引入一些混合的客体，或空间与构型的综合，它们从一开始就反作用于战争机器。其次，甚至在纯粹的概念中，游牧战争机器也必然促成它与战争的综合关系，作为对战争的增补，显示与国家形式的对抗，其任务就是毁灭国家形式。但确切的情况则是：如果没有国家，它不能促成这种增补目标或综合关系，国家总是在寻找机会挪用战争机器，旨在把战争变成这个已转向的机器的直接目标（因此，游牧民向国家的融人从一开始就是贯穿游牧生活方式的一个向量，其第一个行动就是反对国家)。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战争的实现，而在于战争机器的挪用。同时，国家机器也在挪用战争机器，将其服从于“政治”目的，把战争作为其直接目标。也正是这同一个历史倾向使国家自三个视点演变而来：从铸造的图形到挪用的形式，从有限的战争到所谓的总体战争，并改变了目的和目标的关系。使国家战争成为总体战争的诸因素与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如对设备、产业和战争经济的固定投资，以及对人口的身体和精神方面的可变投资（作为战犯和战争牺牲品的人口）。①总体战争不仅是一场灭绝性战争，而且不仅把敌军或敌国，而且把整个人口及其经济作为灭绝的“中心”。这种双重投资只能在有限战争的先在条件下进行，这个事实表明资本主义具有发动总体战争的不可抗拒的倾向。②因此，总体战争的确服从于国家的政治目的，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国家机器对战争机器的挪用。而同样真实的是，总体战争也成了挪用战争机器的目标，而在这个层面上，在所有可能的条件下，目的和目标进入了新的关系之中，达到矛盾的程度。这说明了克劳斯维茨的摇摆不定：他一方面断言总体战争是以国家的政治目的为先决条件的战争，另一方面，又提出了无条件战争的理念。实际上，战争目的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治的，是由国家所决定的，但是，目标本身却是不受限制的。我们可以说，挪用改变了方向，甚或可以说，国家释放、重构了一台巨大的战争机器，在这台机器中，各个国家只不过是相互碰撞或并置的部件。这台世界规模的战争机器是所有“国家”重新生产的，它展示了两个连续的形象：第一个是法西斯的形象，使战争成为只为战争的一场无限制运动；但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一个粗犷的形象，而第二个，即后法西斯的形象，则是把和平作为其直接目标，作为恐怖或生存的和平的战争机器。这种战争机器改良一个声称控制、包围整个地球的平滑空间。总体战争本身被超越了，但所趋向的和平形式却越加恐怖。战争机器承担了实现那个目的的任务，即实现全球秩序，而国家现在不过是那台机器采纳的目标或手段。克劳斯维茨的公式正是在这里发生了逆转；说政治是以其他方式进行的战争，还不足以颠倒词序，仿佛正说或反说都合理一样。必须依据真正的运动得出结论，由于挪用了战争机器，由于把战争机器用于其他目的，国家又给予一台战争机器，让它承担那项任务，挪用国家，并发挥越来越广泛的功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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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lausewitz，On War，尤其是卷八，有关这方面的分析，又见 Raymond Aron， Penser la guerre, vol. 1 (尤其是 pp. 139ff., “Pourquoi les guerres de la deuxième espèce?").
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the discursive practice se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