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所谓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框架中，存在着极为重要的理论与政治差异：例如，决定论理论对立于那种将社会主体性和阶级斗争作为资本主义历史的必然要素的尝试；议会共产主义者对立于政党共产主义者；“科学的”理论对立于那种以诸种方式综合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或是发展一种关于文化与日常生活的批判理论的尝试。尽管如此，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全都依赖于上文所述的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劳动与根本特征的基本假定，因此依旧停留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中。不论这一理论框架所产生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与经济分析的分歧如何尖锐，它的局限在20世纪的各种发展中已经日渐明晰。举例而言，这一理论能够分析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走向另一阶段的历史轨迹—其特点是，干预主义的国家作为首要分配者，部分或完全废弃了市场。但是，因为传统的批判的焦点在于分配方式，国家干预资本主义的兴起便为这一理论路径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如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畴仅仅适用于一个自发的市场调节的经济以及对剩余的私人占有，那么干预主义国家的兴起便意味着这些范畴不再适于当代社会批判。它们无法继续充分把握社会现实。因此，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无法对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进行历史批判，它只剩下两种可能。第一，无视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性质变化，并聚焦于那些残存下来的市场形式的各种方面—因此也就含蓄地承认了它已沦为一种局部性的批判；第二，它可以将马克思的范畴的适用性限定在19世纪资本主义，并试图发展出一种新的批判，一种或许更加适用于当代状况的批判。在这项研究之中，我将讨论后者的一些尝试中所包含的理论困境。
第一章重新思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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