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马克思主义在试图系统分析“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时，特别明显地暴露了其自身在处理后自由主义社会上的弱点。并非所有传统马克思主义形式都赞同“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如苏联。然而，这一理论方法无法对这一社会形式进行充分的批判性分析。在传统阐释中，马克思的范畴在对于一个由国家所管理、统治的社会进行社会批判时显得捉襟见肘。因此，苏联常常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因为私有财产和市场已经被废除；持续的不自由被归咎于压抑性的官僚机构。然而，这一看法意味着社会经济领域的性质与政治领域的特质之间毫无关系。它声称，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的范畴（如价值），当它们被理解为市场与私有财产时，无法把握“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持续增长的不自由的基础，并且因而无法提供对于这类社会的历史批判的基础。在这一框架内，社会主义与自由的关系沦为偶然；然而，这意味着从社会主义立场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的历史批判，不再被认为是从普遍的人类解放的立场出发，对不自由与异化的基础所进行的批判。①这些根本问题标示了传统阐释的局限。它们表明，如果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仅仅聚焦于市场与私有财产，那么它将不再能够作为一种解放性的批判理论的充分基础。
随着这一基本缺陷日益鲜明，传统马克思主义逐渐受到质疑。此外，由于科学知识与先进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日隆，上述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理论基础——人类劳动是所有财富的社会源泉这一断言——广遭批评。传统马克思主义不仅无法为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及其崩溃)进行充分的历史分析提供基础，同时，它对资本主义及其解放目标的批判性分析，也日渐远离当下发达工业化国家中的社会不满的主题与原因。在它对阶级的独断的、积极的关注中，在它对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工业无产阶级劳动、生产的特定形式和技术“进步”的肯定中，这一点尤为正确。在当下对这类“进步”与“发展”的渐长的批评中，在对生态问题的强烈意识中，在对现存劳动形式的广泛异议中，在对政治自由的日益关注中，以及在非阶级的社会认同（如性别或种族)的重要性的不断彰显中，传统马克思主义似乎日见落伍。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它都被认为在20世纪的发展中不再具有历史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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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就社会主义的关系而言也同样如此，如果这一关系被定义为经济计划、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克服性别统治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