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应当清楚了，根据这一阐释，为什么国家资本主义不具有内在的动力。一种内在的动力意味着一种发展的逻辑，它超越于自觉的控制之上，其基础是一种内在于体系的矛盾。在波洛克的分析中，所有无意识的社会需求与管理的结构都根源于市场。结果是，市场建构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运动规律”的基础。此外，波洛克还坚持道，计划本身就意味着完全的自觉控制，因此，它不受任何经济规律的限制。这样一来，国家计划对市场的取代就必然标志着任何盲目的发展逻辑的终结：历史的发展现在得到了自觉的管理。更进一步，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理解为分配与生产之间的矛盾—这表现在市场与私有财产越来越不适用于发达工业生产状况意味着，以计划和对私有财产的有效废除为基础的方式，必然充分适用于这些状况。这种理论从传统的以分配为导向的对生产关系的阐释入手，在它的框架内，这些新的“生产关系”与工业生产方式之间不再存有内在的社会矛盾。因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矛盾性质的观念，便被归属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阶段。由此，波洛克的政治的首要性这一观念，便指向一个对抗性的社会；这一社会不具有内在动力，以导向对自身的否定，导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波洛克理论的悲观论的根源在于，他将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分析为一个不自由的但不具有矛盾性的社会。
波洛克的分析表明，以分配方式的首要性为前提而对社会形态进行的批判是有问题的。依据波洛克的理想型分析，随着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价值被废弃而私有财产被有效地废除。而这些社会关系的废除并未必然地为一个“好的社会”奠定基础；恰恰相反，它有可能并确实会导致更严重的压迫与专制形式，而以价值的范畴为手段将不再能够对这些形式做出充分的批判。更进一步说，根据他的阐释，克服市场意味着商品的生产体系被使用价值的生产体系所取代。而波洛克指出，这未必会带来解放；它不一定意味着“将人类解放为一个和谐的社会的需求”正被满足。然而，只有当价值和商品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奠定的内在动力能够导向其历史否定的可能性时，这些范畴才被认为是充分适用于这一社会形式的批判性范畴。它们必须有效地把握住这一矛盾性社会的核心，这样，它们的废除才意味着自由的社会基础。波洛克的分析表明，当马克思的范畴被理解为分配方式时，它们无法充分把握资本主义的不自由的基础。但是，他没有重审这些范畴的局限性的来源，即对分配方式的片面强调；相反，他保留了这一强调，同时内在地限制了马克思的范畴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而言的有效性。
第三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与批判理论的悲观论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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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tate Capitalism,"p. 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