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工具理性批判（等等)之间的区别，不能仅仅被视为赋予了社会生活的特定领域以相对不同的重要性。劳动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处于核心位置，这不是因为他假定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方面或是人类社会的本质，而是因为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的抽象性和方向性动力是其核心标志，并且坚持道，这些基本特征可以依据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历史特殊性而得到理解与阐明。借由他对这一历史特殊性的分析，马克思试图澄清，一种抽象的社会关系形式与统治形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并为它建立社会基础。为此，他的批判将资本主义表现为一种具有内在矛盾性，并因此具有内在动力的整体。就此而言，如果一种对政治体制和工具理性的批判要取代（而非延伸或补充）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那么它必须同样能够说明社会形态的历史动力性，也即说明内在于其考察对象的本性之中的矛盾性。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进一步说，上文所述的批判理论的焦点转移，正与如下的假设有关：后自由主义社会的整体性不再具有矛盾性，因此，它也不再具有任何内在的历史动力。这一分析不仅导致了一种根本上的悲观论立场，同时，它也削弱了批判理论成为一种具有自我反思性的内在批判的可能性。此外，它反过来证明其自身是具有历史问题的。
通过检视霍克海姆写于1937年和1940年的两篇文章，我将阐明上述论点并考察批判性质的转变；在与这一转变相关的那种分析中，国家资本主义被作为一个非矛盾性的社会。在他的经典文章《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里，霍克海姆依旧将批判理论的基础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性质之中。他的前提条件是，主客体的关系应当依据对两者的社会建构来理解：
第三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与批判理论的悲观论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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