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立场强调，更高的自由度永远是可能的，但其历史不确定性使得人们无法去考察各种社会历史语境、不同的自由概念和特定的语境中所能实现的解放类型（而非程度）之间的关系。用一个霍克海姆的例子来说，这一立场并未追问，托马斯·闵采尔(ThomasMünzer)或马丁·路德所实现的那种自由，与今天所设想的自由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①霍克海姆的历史概念是不确定的：我们不清楚，他所说的是上文所述的资本主义历史，还是历史本身。这种特定性的缺乏，联系着那种作为自然之主宰的、具有历史不确定性的劳动概念，后者支撑着霍克海姆更早的对生产发展的正面态度，以及稍后的负面补充。
霍克海姆把国家资本主义理解为这样一种形式，其中，资本主义的矛盾得到了克服，由此，他逐渐意识到传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历史解放理论的不充分性。但他依旧受限于其前提条件，以至于无法重新思考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它将带来一种更为充分的历史理论。这种二元理论姿态，既表现在解放与历史的悖论性对立中，也表现在霍克海姆与他早先的辩证性自我反思性的认识论之间的背离中。如果解放不再基于一种历史特定的矛盾之上，那么，一种具有解放意图的批判理论，也将走到历史之外。
我们先前看到，霍克海姆的知识论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社会建构是“劳动”的结果，而在资本主义中，劳动是碎片化的，并且因为生产关系的阻碍而无法充分地展开。现在他则开始认为，资本主义的矛盾不过是一种压迫性发展的马达，他将其范畴性地表述为：“商品概念的自我运动导致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正如在黑格尔那里，感觉材料的确定性导致了绝对知识。”②由此，霍克海姆得到了他的结论，一种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其中，范畴间的矛盾导致了主体自我展开式地实现为整体性（而非导致整体性的废除）只能导致对现存秩序的肯定。然而，他没有以一种可以超越这一秩序的局限性的方式来构造自己的立场，正如马克思对黑格尔和李嘉图的批判所做的那样。相反，霍克海姆翻转了他早先的立场：“劳动”与整体性，之前还是批判的出发点，现在则成为了压迫与不自由的基础。
第三章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与批判理论的悲观论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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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orkheimer, "The AuthoritarianState, ”p. 106.
②同上书，p. 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