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阐释受到了格奥尔格·卢卡奇（特别是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法兰克福学派诸成员所发展的路径的影响，同时也试图对他们给出批评。他们的路径建基于对马克思之批判的复杂的理解，通过重新理解资本主义，理论性地回应了资本主义由一种自由主义的、市场中心的形式，向一种组织化的、官僚化的、国家中心的形式的历史转变。在这一分析传统中，马克思的理论不被认为是一种关于物质生产与阶级结构的理论，更不是经济理论。相反，它被理解为一种关于社会客体与主体之规定性的、物化的形式的历史建构的理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被作为一种批判性地分析资本主义文明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结构的尝试。①此外，由于马克思的理论试图对其自身的语境（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历史地定位自身，并说明其自身立场的可能性，因此，它被认为以自我反思性的方式把握住了理论与社会的关系。（这种为理论批判奠定社会可能性的企图，被视为是任何为对抗性、变革性的社会行动奠定可能性的企图的必要方面。)
借由一种自我反思性的社会理论（及其解放性意图），他们发展出一种宽泛且统贯的社会、政治与文化批判的普遍方案，以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此我表示同情。然而，正如我将阐明的，他们的一些基本理论前提，在不同层面上阻碍了卢卡奇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充分地实现他们的理论目标。一方面，他们认识到，那种仅仅依据19世纪，即仅仅依据市场与私有财产来定义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具有诸多缺陷；另一方面，尽管如此，他们依旧陷于这类理论的某些前提，尤其是其超历史的劳动概念。他们的既定目标，即发展一种适用于20世纪的资本主义概念，无法在此种对劳动的理解的基础上实现。通过重新阐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的本质与重要性的分析，我希望借用这一阐释传统的理论锋芒。
第一章重新思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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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这一立场的阐释，见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London, 1971); Max Horkheimer, "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 in Max Horkheimer, Critical Theory. trans. Matthew J. O'Connell et al. (New York, 1972)[ 这个译本不全]; Herbert Marcuse, “Philosophy and Critical Theory," in Stephen Bronner and Douglas Kellner, eds., Critical Theory and Society (New York and London, 1989) ; Theodor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 B. Ashton (New York, 1973); Alfred Schmidt, "Zum Erkenntnisbegriff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in Walter Euchner and Alfred Schmidt, eds.,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 heute: 100 Jahre Kapital (Frankfurt, 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