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指出，马克思展开其批判理论诸范畴的方式，可以被视为一种元评论，其对象则是普遍的哲学思想的社会建构，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对黑格尔来说，绝对精神，即主一客范畴的整体性，为自身奠定基础。作为“主体”这一自我运动的“实体”，它既是一种自因（causa sui)，又是自身发展的终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证明，商品性社会的内在形式为下述这些观念建构了社会语境：它们包括本质与表现的差异、实体这一哲学概念、主客二元论、整体性的概念，以及在资本范畴的逻辑层面，包括了主一客同一体的辩证展开。②他对资本主义劳动的二重性—它既是生产活动又是社会中介—的分析，使他得以将这一劳动理解为一种非形而上学的、历史特殊的“自因”。因为这种劳动中介自身，为自身（社会地)奠定基础，因此，它在哲学意义上便具有“实体”性。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明确地将抽象人类劳动的范畴与“实体”这一哲学术语相连，它表达了由劳动所建构的一种社会整体性。社会形式之所以是整体性的，是因为它不是各种特殊性的集合，相反，它是由一种以其自身为基础的普遍的、均质的“实体”所建构的。由于整体性为自己奠定基础，自我中介，并且是客观化的，它便以一种准独立的方式存在。我将表明，在资本范畴的逻辑层面上，这一整体性是具体的、自我运动的。如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形式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也即绝对主体的那些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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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依据马克思的理论，社会实践的特定结构化形式建构了现代社会生活。在本书中，我将开始勾勒这一理论的主体性维度的各个方面，但是，我将不会讨论语言在主体性的社会建构中所扮演的可能角色—不论是以(萨丕尔—沃尔夫的)语言相对性假说的形式，还是话语理论。关于将具有文化特殊性的思想形式与语言形式联系起来的尝试，见 Edward Sapir, Language (New York, 1921)和Benjamin L. Whorf,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Cambridge, Mass., 1956)。语言并不简单地传达事先存在的思想，而是共同规定了主体性，这一理念只有在如下基础上才能和社会与历史分析联系起来：语言与社会的理论引入这一中介的方式，正是它们理解它们的对象的方式。我在这里的首要目的，是阐明一种社会理论路径，它关注社会中介形式，而非社会群体、物质利益及其他。这样一种路径将作为一个起点，来思考现代世界的社会与文化的关系，这一思考将超越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传统对立这一对立被描述为经济学或社会学的社会理论与观念论的话语和语言理论之间的对立。由此产生的社会理论，与更为传统的“唯物论”路径相比，将具有更为内在的能力，来处理语言学导向的理论所提出的问题。同时，它也内在地要求关于语言与主体性之关系的理论能意识到，并且能够内在地处理历史特殊性的问题和大规模持久性的社会转型的问题。
② 哲学在希腊的兴起，在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等人看来，关联着公元前6至前5世纪铸币制度的发展和商品形式的扩张。见 Alfred Sohn-Rethel, Geistige und körperliche Arbeit (Frankfurt, 1972);George Thomson, The First Philosophers (London, 1955); 以及 R. W. Müller, Geld und Geist (Frankfurt, 1977)。索恩-雷特尔著作的英文修订本，见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A Critique of Epistemology, trans.Martin Sohn-Rethel(Atlantic Highlands,N.J.,1978)。但是，索恩-雷特尔并未区分如下两种情况：第一是在公元前5世纪的阿提卡，商品生产已经广为流传，但绝非支配性的生产形式；第二是资本主义，其中商品形式统治一切。因此，他未能如卢卡奇所强调的那样，在希腊哲学与现代理性主义间做出社会区分。在卢卡奇看来，前者“对物化（这一普遍存在形式)的某些方面并不陌生[但从未经历过这些]；它一脚跨入了物化世界，而另一只脚依旧留在‘自然的’社会中”。后者的特征是“它日益坚定地认为，它已经发现了联结起一切人类所遇到的自然与社会现象的原理”(HistoryandClass Consciousness,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London, 1971], pp. I11, 113)。然而，由于他关于“劳动”的假定，以及他对总体性的肯定，卢卡奇自己对资本主义时代的认识也并不足够具有历史性：他的分析未能指出，黑格尔的世界精神的辩证展开这一理念是对资本主义时代的表达；相反，他将其阐释为一种超越了资本主义的思想形式的观念论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