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理论，劳动以异化形式建构了社会关系，这些关系削弱、改变了早先的社会形式，这表明，那些早先的形式同样是被建构的。不过，我们应当在不同的社会建构之间做出区分。资本主义中的人们以劳动的方式建构了他们的社会关系与历史。尽管他们同时被他们所建构的东西所控制，然而，与“创造”了前资本主义关系（马克思认为它们既是被建构的，又是准自然的)的人相比，他们“创造”这些关系与这一历史的方式并不相同，且更为明显。如果有人要把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与维柯的名言—人创造了历史，而没有创造自然，因此，人对历史的理解要好于对自然的理解①—联系起来，那么他应当在“创造”资本主义社会和“创造”前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做一区分。异化的、由劳动中介的社会建构方式不仅削弱了传统社会形式，同时，它引入了一种新的社会语境，其特点在于一种人与社会间的距离形式，它允许了—甚或引发了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社会反思与分析。此外，由于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逻辑，一旦资本形式得到充分发展，这种反思就不必是回溯性的。资本主义以一种异化的、具有动力结构的“人造”关系取代了传统的“准自然”的社会形式，因此允许了建立一种更新的“人造”关系形式的客观的与主观的可能性，这一形式不再是由劳动“自动地”建构的。
第四章 抽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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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认为，商品形式的出现与传播是与布尔迪厄所谓的“共意场域”的转型与部分废弃有关的。这一场域的特征在于，“(如在古代社会中，)客观秩序和主观组织原则的准完美的符合，因而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表现为自明”(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p. 164)。
① 如 Martin Jay, Marxism and Totali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84), pp. 3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