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既非其生产的物质货品，亦非劳动行为对生产者的反作用，而是价值，更准确地说，是剩余价值。然而，价值是一个纯粹的数量目标，小麦的价值与武器的价值之间没有质的区别。价值是一个纯粹的量，因为作为一种财富形式，它是一种客观化的手段：它是抽象劳动的客观化—这种劳动是一种用来获取它所不生产的货物的客观手段。在为（剩余)价值而进行的生产中，目的本身就由此成了一种手段。因而，资本主义劳动必然是以量为导向的，指向不断增长的剩余价值量。这是马克思分析为生产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在这一框架内，世界的工具化源自于社会中介的历史特殊形式对生产与社会关系的规定，而非物质生产的日益复杂化。为生产而生产意味着，生产不再是达到一个实质目的的手段，作为一种手段，它所要达到的目的本身也是一种手段，它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扩张链条的一环。资本主义的生产成了手段的手段。
霍克海姆注意到，社会生产的目的事实上是一种手段，它的出现引起了手段对目的的不断增长的支配。其根源并不在于具体劳动的性质，而在于资本主义劳动的性质；前者是一种创造特殊产品的特定物质手段，后者则是一种准客观的社会手段，它取代了公开的社会关系。事实上，霍克海姆将资本主义劳动的特殊性质的后果，归于了劳动一般。
尽管工具化过程在逻辑上内含于资本主义劳动的二重性，人类变成手段的这一转变还是极大地加剧了这一过程。我将阐明，这一转变的第一步，是劳动本身被商品化为劳动力（马克思称为“资本对劳动的形式上的吸收”），它并不必然改变物质生产形式。第二步是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按它自己的形象开始改造劳动过程（“资本对劳动的实际的吸收”）。①在实际吸收中，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事实上它是一种手段——塑造了实现它的物质手段。物质生产的形式和它的目的（价值)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偶然的了。相反，抽象劳动开始按它自己的形象量化、塑造具体劳动，抽象的价值统治开始物质化为劳动过程本身。在马克思看来，抛开表面不谈，实际吸收的特征在于，生产过程的真正原材料不是被转化为物质产品的实物材料，而是工人：他们的对象化劳动时间构成了整体性的生命。②在实际吸收中，这一增值过程的规定被物质化了：人真的变成了一种手段。
第四章 抽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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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安德烈·高兹和丹尼尔·贝尔等人指出，对抽象劳动的这一分析为工人的自我概念（他们是工人/ 消费者，而非工人/生产者)在20世纪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抽象的、初步的逻辑规定。见AndréGorz,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trans. Gillian Handyside and Chris Turner (London and New York, 1989), p. 44ff.; 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in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1978), pp. 65-72。
② 社会与政治的形式主义，以及理论的形式主义的兴起，可以依据形式与内容的这一分离过程来加以考察，前者支配着后者。在另一个层面上，吉登斯指出，由于商品化的过程既摧毁了传统的价值与生活方式，又导致了形式与内容的这一分离，因此，它带来了广泛的无意义感。见AContemporary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p. 152-153。
③ Capital, vol. 1, p. 742;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pp. 1037-1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