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自我中介的劳动所具有的工具性质，也正是被劳动中介的社会关系的工具性质。资本主义劳动建构了这一社会特有的社会中介；因此，它是一种“实践的”活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更深的悖论：资本主义劳动是一种工具性互动，恰恰是因为其历史特定的“实践”性质。反之，“实践”的领域，即社会互动的领域，与劳动的领域相融合，并具有了一种工具性质。于是，在资本主义中，劳动与社会关系所具有的工具性质，便根植于这一社会形态中劳动的特定社会角色。工具性根植于资本主义中（由劳动中介的)社会建构形式。
然而，这一分析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第三章中所讨论的批判理论的必然的悲观论。因为，我们所考察的工具性质，是资本主义劳动的二重性的产物，而非劳动本身的产物，因此，它可以被分析为一种内在矛盾形式的属性。世界日益增长的工具性，不应被理解为一个与生产发展相连的线性的、无止境的过程。社会形式不仅为自身赋予了一种工具性质，同时，由于同一种二重性，它也带来了一种可能性，去对自身进行根本的批判，并为其自身的废除提供可能性。换句话说，劳动的二重性这一概念，为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的意义提供了出发点。
第九节抽象的与实质的整体性
我对价值的分析表明，这一范畴表达了劳动的自我支配，也即生产者的劳动所具有的历史特殊中介维度对劳动者自身的支配。除了之前对资本吸收劳动的简单讨论，到目前为止，我的分析都将由资本主义劳动所建构的异化的社会整体性处理为形式的整体性，而非实质的整体性——它是个人之间的外在化的社会纽带，源于劳动作为一种生产性活动以及一种社会中介活动的共时规定。如果就此结束这一考察，那么，我所分析的资本主义中的异化的社会关系—考虑到它的形式性质—与市场之间就好像没有根本的区别。我们迄今为止对异化的分析，就可以被这样一种理论所挪用或重新阐释：这一理论以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为焦点，而非以作为中介活动的劳动为焦点。
第四章 抽象劳动
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