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起来，价值量的问题似乎比价值和抽象人类劳动的范畴要远远来得简单与直接。举例而言，弗朗茨·彼得里（FranzPetry）、鲁宾和斯威齐将其处理为“量化的价值论”，以区别于“质性的价值论”。①他们所给出的这一区分，是为了强调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不仅是一种狭隘意义上的经济学理论，它更试图阐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然而，即使不去批判性地考察他们对这些社会关系的具体分析，上述理论也远不能令人满意。他们对价值的社会内容进行了质性分析，却将价值量仅仅作为一个量的概念。然而，将价值作为一个历史特殊社会形式来分析，将会改变思考价值量的框架。②马克思不单写过那句广为引述的话，即政治经济学“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他同时还问道，为什么“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③。后一个问题表明，仅仅对价值形式进行质性分析是不够的，这样会排除价值量的问题—而后者同样需要一种质性社会分析。
当然，上述对马克思的阐释与政治经济学不同，后者在一种狭隘的质性意义上—也即仅仅依据相对交换价值的问题—处理价值量的问题。但是，上述阐释确实将其仅仅处理成了价值的质性维度的量化，而非社会形态的一个更深入的质性规定。举例而言，斯威齐写道：“在纯粹交换率的规定之上……量化价值的问题……不过是对下述规律的考察：这一规律控制着生产力在由商品生产者组成的社会各生产领域间的分配。”④如果对斯威齐而言，质性价值理论的任务是要根据社会关系的性质和意识的形式来分析这些规律，那么量化价值理论则是在纯粹的量化框架内思考它们的性质。①类似地，鲁宾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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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Franz Petry, Der soziale Gehalt der Marxschen Werttheorie (Jena, 1916), pp. 3-5, 16; Isaak Illich Rubin, 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 trans. Milos Samardzija and Fredy Perlman (Detroit, 1972), pp. 67, 119, 173; Paul Sweezy,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ew York, 1969), p. 25.
②这些立场强调对价值范畴进行质性分析，一般而言，它们的出发点是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的如下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忽视了这一分析，“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Capital,yol.1.p.174n34)。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在保留政治经济学对价值量的分析的同时，补充以对价值形式的质性分析。
③ Capital, vol. 1, p. 174.
④ Sweezy,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pp. 3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