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已经很清楚，许多理论未能区分价值与物质财富，这限制了它们用马克思的范畴来分析当代发展的可能性。在关于技术与价值之关系的问题上尤其如此。价值的范畴常常被等同于一般社会财富的范畴，因此，主流趋势倾向于认为，要么劳动永远是财富的唯一社会源泉，因此将物质财富纳入价值之下；要么价值不单单是劳动的产物，而是可以被科学与技术知识的应用所直接创造出来的，因此将价值纳入物质财富之下。譬如说，保罗·沃顿(Paul Walton)和安德鲁·甘布尔(Andrew Gamble)在为马克思的路径辩护时，就强调了劳动独特的价值创造能力。然而，他们未能考虑到这一财富形式的特殊性。他们认为劳动，由于其特殊的属性，是社会财富的超历史的唯一源泉。①然而，他们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何机器不能生产价值在这里它被简单地理解为财富。与之相反，在试图解释当今科学与技术创造财富的明显可能性时，琼·罗宾逊批评马克思坚持认为只有人类劳动才能生产剩余价值。①不过，罗宾逊同样将马克思的价值与资本的范畴阐释为财富一般，而非财富与社会关系的特殊形式。因此，她并未区分是什么生产了物质财富，以及是什么生产了价值。相反，她将资本物化为财富本身：“我们更有理由说，资本以及科学在工业中的应用，都内在地具有生产性，同时，私有财产制度发展为垄断，其有害性正在于，它们阻止我们充分获得我们所需的那种资本。”②罗宾逊的路径将价值和资本等同于物质财富，它必然以一种传统的方式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等同于私有制。
第五章 抽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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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 Walton and A. Gamble, From Alienation to Surplus Value (London, 1972), pp. 203-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