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强化了自身。
历史上有许多例子都表明，以这种可替换的不变钟点单位为基础的时间计量方式的发展，必须被社会地理解，而非仅仅理解为技术本身的效应。在机械时钟发明以前（以及在惠更斯于17世纪发明钟摆改良机械时钟以前），最为复杂、普遍的计时器是漏刻或曰水钟。各种水钟遍及希腊与罗马社会，并在欧洲和亚洲广为流传。①对我们的讨论而言有意义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水钟的运作基础是一种相对均一的过程—水的流淌—但它们是用来表明可变钟点的。②一般而言，这一结果源于钟上用作指示时间的部分的构造方式：尽管水的流速是恒定的，指示刻度却随季节而变动。在有些罕见的情况中，一种更精致的机械装置可以让水流本身随着季节而变化。在此基础上，人们构造出了以响铃来标记（可变)钟点的复杂水钟。（807年，拉希德哈里发送给查理大帝的礼物正是这种钟。）③这两种钟相较而言，在水钟上标记定量、均质的钟点是一件在技术上更为简单的事情。因此，标记可变钟点就显然不是出于技术限制。相反，其原因似乎是社会的与文化的：可变钟点显然是有意义的，而等量的钟点则不然。
中国的例子清晰地表明，抽象时间和机械时钟的出现是一个社会与文化问题，而非仅仅是技术能力的问题，抑或源于任何定量时间单位的存在。在很多方面，14世纪中国的技术发展水平都要高于中世纪的欧洲。事实上，如纸张和火药之类都是中国的发明，它们被西方所利用，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④然而，中国人并没有制造出任何既标记等分的钟点，又在组织社会生活时以此为主要方式的机械时钟或其他计时装置。这一点似乎非常令人困惑，因为在中国，自公元前1270年开始使用的旧有可变钟点体系，已经被一个定量钟点体系所取代：公元前2世纪之后，中国的计时体系是一种巴比伦式的体系，它将一天等分为十二个定量的“双小时”。①此外，中国具有度量这种定量钟点的技术能力。1088一1094年间，苏颂(一位外交官与行政官员)为皇帝协调并设计搭建了一座巨大的水运“仪象台”。②这座钟楼或许是2世纪至15世纪间中国最为精致复杂的计时装置。③这一装置主要用来展示、研究天体的运动，但也呈示了定量的时间和“刻”。④不过，这一装置及其等分钟点标记似乎都没有产生什么社会效果。这一类装置——包括更小的、经过修正的版本——没有被大范围生产或是被运用于管理日常生活。缺乏技术能力或是不知道定量时间，这两者都不能用来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发明机械时钟。更重要的似乎是，定量的“双小时”似乎在社会生活的组织上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第五章 抽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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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andes, Revolution in Time, p. 9.
② Bilfinger, Die mittelalterlichen Horen, p. 146; Landes, Revolution in Time, pp. 8, 9.
③ Bilfinger, Die mittelalterlichen Horen, pp. 146, 158-159; Landes, Revolution in Time, fig. 2 (following p. 236).
④ Needham, Science in Traditional China, p. 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