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试图展现，《大纲》中的这些段落如何表明了马克思的理论范畴具有历史特殊性，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指向了其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同时，他关于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观念，无法被简单地理解为以市场和私有财产为一方，以工业生产为另一方的矛盾。换句话说，我对马克思在《大纲》中所处理的资本主义矛盾的讨论指出，有必要对其成熟期批判理论的本质做出一种意义深远的重审：尤其是，这将表明，他对资本主义劳动的分析是具有历史特殊性的，他的成熟期批判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劳动的批判，而非从劳动的角度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在此基础上，我将得以处理这一问题，即为什么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基本范畴正是劳动的范畴。它绝非不言自明的，更无法仅仅通过指出劳动在一般人类社会生活中显而易见的重要性来加以证明。②
在《大纲》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矛盾的分析，迥异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后者将目光集中在分配方式上，并将这一矛盾理解为分配领域与生产领域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明确地批判了这些理论方法，它们依据分配方式来理解历史转型，毫不考虑转变生产方式的可能性。马克思将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论述作为这一方法的例子，穆勒写道：“财富生产的规律和条件具有自然真理的性质……财富的分配却不是这样。这种分配仅仅取决于人类制度。”③在马克思看来，这一区分是毫无道理的：“财富生产的规律和条件’与财富分配’的规律是不同形式下的同一些规律，而且两者都在变化，都经历同一历史过程，一般说来，只不过是一个历史过程的各个要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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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也注意到了《大纲》所具有的可能的当代意义，最近，安德烈·高兹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见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Boston, 1964); André Gorz,Paths to Paradise: On the Liberation from Work, trans. Malcolm Imrie (Boston, 1985)。关于《大纲》及其与《资本论》的关系的更为丰富与细致的分析，见 Roman Rosdolsky, The Making of Marx's“Capital,”trans. Pete Burgess (London, 1977)。
② 类似的论述，也可以施诸那些将语言置于社会生活分析之核心的理论。
③ John Stuar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2d ed., London, 1849), vol. 1, pp. 239-240 (quoted in Marx, Grundrisse, p. 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