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例子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结论。在那里，机械时钟于16世纪从欧洲引入之后，旧有的可变的终点依旧被保留了下来。日本人甚至对机械时钟做了修正，他们在表盘上构造了可移动的数字，以此来显示传统的可变钟点。19世纪最后三十多年间，日本采用了定量的时间，但这并非由于机械时钟的引入，而是日本在经济、社会、科学上适应资本主义世界之过程的一部分，这一过程是明治维新的标志。④
最后一个例子源于欧洲，它应该足以证明，我们应当根据其社会意义来理解抽象时间的定量钟点在历史上的出现。1276年，《天文学知识全书》上呈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十世。书中描述了一种钟，它由附着于转轮的重物驱动，转轮被分为许多间隔，部分注入了水银，由此可以成为一种惯性制动闸。尽管这一装置允许这个钟显示不变钟点，它的表盘的构造却是用来标识可变钟点的。⑦同时，基于装置的性质，固定在钟上的铃可以按规律的时间撞钟，但该书的作者并不将这些视为有意义的时间单位。®
由此，要回答作为一种自变量的时间的起源和机械时钟的发展这两重问题，我们应考察一下如下的环境：其中，定量的不变钟点成为组织社会生活的有意义的形式。
在中世纪欧洲，有两种制度化的社会生活环境以其对时间及其尺度的高度关注为特征：修道院与都市中心。在西方的各修会中，祷告仪式是有时间规定的，在6世纪的本笃会规章中，它与可变钟点密切相关。①在11、12、13世纪，这一修道日的秩序愈发严谨，对时间纪律的强调也愈发严格。在建立于12世纪初的西多会中尤其如此。西多会从事相对大规模的农业、制造业和矿业工程，它在组织工作中对时间纪律的强调，正如它在组织祈祷、进餐和睡眠时对时间纪律的强调。②僧侣通过手动敲钟来标记不同的时间段。对时间的日益强调，似乎关联着12世纪与13世纪对水钟的增长的需求及其不断的改良。对水钟的需求，应当是用来更为准确地确定敲钟的正确的（可变)时间点。此外，原始形式的“计时器”装备了可能是受机械驱动的响铃，它被用于叫醒那些守夜的敲钟僧。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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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Landes, Revolution in Time, pp. 37-52; Carlo M. Cipolla, Clocks and Culture, 1300-1700 (London, 1967), p. 89.
②Landes, Revolution in Time, p. 44.
③ 同上书，p. 77。
④ 同上书, p. 409n13; Wilhelm Brandes, Alte japanische Uhren (Munich, 1984), pp. 4-5。
⑤ 卡斯蒂利亚王国，在今西班牙西北部和中部，1837年改名为西班牙王国。—译者注
⑥Landes, Revolution in Time, p. 10.
⑦Bilfinger, Die mittlelalterlichen Horen, p. 159.
⑧ 同上书，p.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