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一“宇宙论体系”似乎并没有被用来组织我们所谓的日常生活的“实践的”领域。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水运钟楼的主要用途并非作为时钟，而是作为天文装置。因此，正如兰德斯指出的，它们的精确性并不源于“时间与天象间的比照，而是作为对天象的模拟与天象间的比照”。③铭写于这一中国计时装置中的宇宙论体系，与“实践的”领域明显分裂，这一分裂在下述事实中也可以看到：尽管中国人以阳历为度量尺度，他们同时也使用阴历来协调社会生活。④同时，他们并不用其“巴比伦式”的十二星“宫”来定位天体，而是用一种二十八“月宿”体系来定位天体。总之，如前所述，中国显然并不将定量的“双小时”用于组织日常社会生活，苏颂的技术装置也没有带来什么变化。这意味着，中国所使用的定量的“巴比伦式”时间单位与机械时钟的那种定量时间单位并不相同。它们不是真正的抽象时间单位，不是作为自变量的时间，不独立于现象；相反，它们或许最好被理解为“上天的”具体时间单位。
由此，抽象时间的起源似乎与社会时间的组织有关。显然，抽象时间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定量时间单位，就像其起源不能被仅仅归咎于技术装置。正如中国的水运钟楼没有为社会生活的时间组织带来变化，由16世纪晚期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引入中国的机械时钟也同样没有带来变化。大量欧洲的时钟被进口到中国，为皇室成员和其他高级官员所用，其劣质复制品甚至已经在中国被生产出来。然而，它们显然首先被当作玩具来看待和使用，似乎没有获得实际的社会意义。①中国的生活与工作都不是以定量时间单位为基础来组织的，机械时钟的引入也没有改变这一点。②由此，机械时钟本身并不必然带来抽象时间。
第五章 抽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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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Needham et al., Heavenly Clockwork, p. 200.
② Bilfinger, Die babylonische Doppelstunde, pp. 38-43.
③ Landes, Revolution in Time, p. 30.
④ Bilfinger, Die babylonische Doppelstunde, pp. 33, 38
⑤同上书，p.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