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劳动生产力取决于它在何种程度上以一种秩序化的方式被规训与协调。根据勒高夫的研究，这一点日益成为纺织工人与雇主间的争议焦点，其原因是13世纪晚期的经济危机，这一危机严重影响了制衣业。②由于工人的工资是日付的，冲突的焦点就变成了工作日的长度与界定。③在14世纪初，似乎是工人最先开始要求延长工作日以提高他们的工资—由于危机的原因，他们工资的实际价值已经降低了。然而，商人们很快抓住了工作日长度这一问题，并试图通过对其加以更严格的管理而从中渔利。④在勒高夫看来，正是在这一阶段，工作铃这一公开标定工作日和就餐时间起止的事物，在欧洲的纺织制造城镇中广为传播。⑤它们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协调大规模工人的工作时间。在当时的佛兰德，制衣城镇就像是大型工厂。这些城镇的街道在早晨挤满了成千上万赶去作坊上班的工人，在那里，市政工作铃的敲击界定了他们工作的起止。
同样重要的是，工作铃标定了工作日的时间段—先前它是由日出与日落所“自然地”规定的。工人对延长工作日的要求（也即要超出白昼时间)已然意味着与“自然”时间之关系的弱化以及一种不同的时间尺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种标准的、等分的时间已经直接出现了；中间还存在一段过渡期，其中，人们很难分辨工作日的钟点依旧是随季节而变化的旧的可变钟点，还是已经被标准化为夏季时长与冬季时长了。①不过应当指出的是，一旦一种秩序化的、标准化的工作日被历史地建构起来，当它不再直接与昼夜交替直接关联时，朝向等量时间单位的运动便出现了。界定工作日的时间不再随着昼夜长度的季节变化而变化，14世纪工人斗争以工作日的长度为关键问题这一事实的意义正在于此。②工作日长度，在它被日出与日落所“自然地”规定时，尚不成为问题；但现在它变成了问题，它开始由斗争的结果而非传统习惯所规定，这意味着时间的社会性质发生了转型。围绕工作日长度的斗争不仅如吉登斯所说，是“资本主义经济中阶级斗争的最直接的表现”③，它同时也表达并促使了作为人类活动的抽象尺度的时间的社会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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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Landes, Revolution in Time, p. 25.
② Le Goff, "Labor Time in the 'Crisis,'"pp. 45-46.
③ Landes, Revolution in Time, pp. 73-74.
④ Le Goff, "Labor Time in the 'Crisis,'" p. 45.
⑤同上。
⑥ Eleanora Carus-Wilson, "The Woolen Industry," in M. Postan and E. E. Rich,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Cambridge, 1952), vol. 2, p. 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