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勒高夫(JacquesLe Goff)将这一转型描述为教会时间向商业时间的转型①，或是中世纪时间向现代时间的转型②。在考察这一转型时，他关注到了各种类型的响铃在中世纪欧洲城镇的激增，尤其是工作铃，它在14世纪的制衣城镇迅速出现并传播。③基于勒高夫的讨论，我将简要地指出工作铃如何在定量时间单位体系，以及与此相关的机械时钟的出现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工作铃本身是对一种新的社会形式的表达，这一形式尤其出现在中世纪的制衣业中。不同于大多数的中世纪“产业”，制衣业的产品并不首先供给本地市场，相反，它和金属业一样，是第一批涉入大规模出口生产的行业。④大多数其他行业的工匠都在出售他们自己生产的东西，但在纺织业中，贩衣商人和工人之间具有严格的区别。前者将羊毛分配给工人，并从工人手中收集成衣以出售；后者则大多是“纯粹”的雇佣劳动者，仅仅拥有自己的生产力。这一工作一般在织工、制毡工、染工、剪毛工师傅们的小作坊中进行，他们自有或租借如织布机之类的设备，从贩衣商人那里获得原材料以及工资，并监督雇用的工人。换句话说，中世纪制衣业的组织原则是资本一雇佣劳动关系的一种早期形式。它是一种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相对大规模的、私人控制的、为了交换（也即为了利润)而进行的生产形式，它以中世纪部分社会领域的货币化为前提，并促进了这一货币化过程。生产力的重要性内含于这一生产形式。商人的目标，即利润，部分地依赖于生产出来的衣服的价值和他们所支付的工资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依赖于他们所雇用的劳动的生产力。因此，生产力—兰德斯认为它在中国是一个未知范畴（与“繁忙度”不同)①—在中世纪的西欧纺织业中业已（至少是隐含地)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范畴。
第五章 抽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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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e Goff, "Merchant's Time," pp. 29-42.
② Le Goff, "Labor Time in the 'Crisis,"" pp. 43-52.
③同上书，pp. 47-58。戴维·兰德斯同样关注工作铃的重要意义，见 David Landes,Revolution in Time,pp. 72-76。
④ Henri Pirenne, Belgian Democracy, trans. J. V. Saunders (Manchester, 1915), p. 92.
⑤同上书，pp.92,96,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