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将可能超越1940年以后批判理论所特有的那种根本的悲观论。然而在我看来，哈贝马斯对劳动综合观的批判的本质，并未为其所批判的对象提供一种令人满意的其他可能。在《知识与人类旨趣》中给出的那种激进认识论观念并未带来一种关于知识和主体性的社会历史理论，一种关于意识的特定形式的理论。因而，在社会层面上，批判意识的本质依旧暖昧未明。
此外，哈贝马斯对劳动和互动的阐释具有一个根本性的歧义。我已经表明，哈贝马斯并未找到工具理性与工具行为之增长的社会原因，并未将其归因于一种由劳动中介的社会关系结构，而是归因于劳动本身。他认为，工具性已经越出了它的“正当”领域（譬如生产领域），正在入侵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然而，我们依旧不清楚，工具性在互动领域中的扩张—它或许根源于现代世界中生产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的提高—为什么是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换句话说，哈贝马斯并未澄清，社会的自我规定归根到底为何会产生于先进技术的发展中，尤其当我们考虑到，这一发展的一个结果很可能是这个社会将日渐趋向于被组织为一个自动体。简单地说，哈贝马斯早期著作中的歧义在于：实践理性是已然还是应该支配互动领域。如果是前者，那么我们就不清楚，实践理性是如何屈服于“劳动的发展”的。然而，如果世界的工具化与这种生产的发展之间的联系是必然的，那么我们就不知道，诉诸实践理性是否不过是一种劝辞。
哈贝马斯早期试图重构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可能性，这一尝试可以依据第三章中所讨论的霍克海姆的悲观论转向来加以考察。在那里我写道，1937年，霍克海姆依旧认为劳动的综合体是解放性的。它所建构的整体性，带来了一种合理、公正的社会生活组织；然而，这一整体性是碎片化的，受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阻碍而无法实现自身。在采纳了政治的首要性这一主张后①，霍克海姆变得对作为解放之源泉的“劳动”极度怀疑然而，他却没有重新思考他对这一范畴的超历史的理解。哈贝马斯保留了霍克海姆对“劳动”的传统理解，同时也接受了他后期对劳动作为一种工具性行动，作为技术统治的源泉所抱持的负面评价。为了避免霍克海姆的根本性悲观论，哈贝马斯的策略是通过增补一个互动的概念，以在理论上限制“劳动的”意义的范围。哈贝马斯指出，互动的社会领域可以作为批判的起点，以此，他在理论上将解放的可能性放置在了一个外在于劳动的社会关系领域中。他为这一领域赋予的特征是，它是一个“与工具行为的维度不相符的”社会维度，其中“活动着现象学的经验”。①在某种意义上，哈贝马斯颠倒了霍克海姆1937年所提出的劳动、社会关系与解放之间的关系。
第六章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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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哈贝马斯也采纳了这一议题，因而也接受了它对具有社会规定性的分配方式的片面强调：见"Technology and Science as 'Ideology,'" pp. 10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