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交往行为理论》与马克思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1981)是他当时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了他所有试图为一种新的现代社会批判理论奠定基础的努力。在尝试转变现代社会理论的根本前提的过程中，它对人类历史进行了重构。与他早期的工作相比，哈贝马斯在此著中的批判方式不再以批判性自我反思的理念为根本基础，也不再以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为首要关注；它不再强调作为工具性行动的劳动；它给出了一种更具根本性的互动理论（一种关于交往行为与理性的理论）；同时，它以一种更为不同的方式，将一种历史特殊的分析和一种超历史的框架结合了起来。①尽管如此，《交往行为理论》的基本主题、关注与导向依旧延续了哈贝马斯的前期工作。和这些早期作品一样，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理解依旧是其理论的构成性因素，而这种理解的传统性质则削弱了他的理论。这表明，对于任何当代批判理论而言，在根本上重新思考马克思的批判都是非常重要的。②
我已经指出，哈贝马斯重构一种具有解放性意图的根本的社会批判的尝试，应当被置于批判理论的发展轨迹中加以理解。事实上，在他本人对此著中的这一方案的描述中，重构一种适用于当代后自由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是“第二次尝试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来挪用韦伯”③。他试图在融入马克斯·韦伯对现代性的分析——它是一个社会合理化过程——的同时，避免早先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如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在批判性地挪用韦伯的分析时所具有的理论局限。哈贝马斯指出，一种有能力超越这些局限的新的理论路径，无法仅仅由修正旧有路径而来；相反，它要求在根本上重新定位社会理论。他的交往行为理论正是这一重新定位的尝试；在其基础上，他试图转变社会理论的范畴性框架：从依赖于主一客体范式（因而在其中，行为的观念在本质上是目的合理性行为），转向依赖于主体间性范式。
第六章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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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哈贝马斯的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有所发展，对此的相关精彩讨论，见ThomasMcCarthy,The Critical Theory of Jürgen Habermas (Cambridge, Mass., 1978)。
②下文对《交往行动理论》的分析的一个版本，见M. Postone,“History and Critical Social Theory,”Contemporary Sociology 19, no. 2 (March 1990), pp. 170-176。
③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2, p. 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