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马克思在考察过程中注意到，商品流通的本质是：形式变换—它首先被逻辑地规定为一种社会手段，一种中介物质变换的方式——变成了其自身的目的。②他将这一辩证性的颠倒的基础，建立在一种积累货币的社会必要性上。这一必要性来源于流通过程本身的关系中，来源于这一事实：当商品流通变得普遍之后，并非每一笔购买都产生于其对应的出售。相反，人们必须贮藏一笔货币作为消费资料以及偿付债务。尽管，依照系统的潜在逻辑，人们是为买而卖的，但是，卖和买变得分离开来，商品的外化的价值维度——货币——成为自足的销售目标。③随着流通的扩大，所有东西都开始可以兑换成货币④，货币也由之彻底成为社会的衡量者。它体现为一种新的、客观化的社会权力形式，独立于传统的社会地位，并且可以成为私人个体的私有权力。⑤
在此，马克思转向了资本的范畴。在讨论货币逐渐成为目的这一现象的主观层面—贮藏货币的欲望和“清教徒”的勤奋、节制和禁欲的美德—时，马克思指出，贮藏货币这样一种积累方式，在逻辑上并不适用于价值，并不适用于这种独立于任何质性特征的抽象的形式。马克思阐明，在货币的无限性—在质性上，它被认为是财富的普遍代表，可以直接转换成任何其他的商品—和每一笔现实货币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①由此，马克思为资本的范畴打好了地基，这一形式更为充分地体现了内在于价值形式的无限积累的动力，以及上文所述的辩证性的颠倒。通过资本，(商品的)形式变换成为目的，同时，正如我们所见，物质变换成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生产，作为一种中介了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社会过程，被纳入了由资本主义劳动的社会中介作用所建构的社会形式之中。
第七章 朝向一种资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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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pital, vol. 1, p. 200.
②同上书，p. 228。
③同上书，pp.228,234,240。
④“流通成为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同上书，p229。)
⑤同上书，pp.229-230。这一社会权力形式是资产阶级权力的首要特征，它是我所阐述的抽象社会统治形式的具体表现。两者相关，但并不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