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批判的本质是什么？在某一层面，他揭示了这些被认为是“永恒的”“天然的”结构化社会行动和价值的模式，是为社会与历史所建构的。马克思显然是将市民社会的规定—正如在启蒙思想、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自然法、功利主义中所表达的—联系上了社会关系的商品形式。他指出，西欧的社会生活分化为一个形式上的政治领域和一个市民社会领域（后者独立于政治控制而运作，同时也摆脱了很多传统的社会限制），这一分化在很大程度上联系着这一社会关系形式一正如同自由和平等这些现代价值，以及社会是由自治个体为了自我利益所做出的行动而建构起来的这一观念。马克思赋予了现代个体—一个启蒙思想的未经检验的出发点—以及与市民社会相关的价值和行为模式以社会基础和历史基础，以此，他试图驱除这样一种观念：这一观念将它们都视为“天然的”，一旦人们摆脱了非理性的迷信、习俗和权威的局限，得以理性地追逐自身的利益时，它们就会出现，并以某种方式符合人性。（当然，其中的“理性”被认为独立于社会和历史的特定环境。)此外，马克思还试图为“天然的”社会生活形式这一观念本身找到社会基础：资本主义在根本上不同于其他社会，因为它的独特社会关系并不是公开的，而是被“客观地”建构的，因此看上去完全没有社会特殊性。正是这一社会关系肌理的不同，才使得非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区别，看上去就像是一种外在于人性的社会机制（也即“人造的”)与一种社会“天然”之间的区别。②马克思阐明了既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指出它们看上去几乎没有社会性，并点明了那些看上去为了自身利益而行动的明显的去历史化的个体，本身也是由社会与历史所构建的（正如利益这一范畴一样）。由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为“天然的社会”这一现代观念找到了社会基础，也因此削弱了这一观念。①
第七章 朝向一种资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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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pital, vol. 1, p. 280.
②同上书，p. 175n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