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勾勒的图景表明，在一个商品已经被整体化了的社会里，对于生态的考量，和作为财富和社会中介形式的价值所具有的规则之间，具有一种潜在的张力。这进一步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内，任何试图通过限制这一社会扩张方式来在根本上回应不断增长的环境破坏的企图，在长远看来都很有可能是无效的不仅因为资本家和国家管理者的利益，更因为剩余价值扩张的失败事实上将导致严重的经济困境，并伴有极大的社会成本。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资本的必然积累和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创造之间是内在关联着的。此外—此处我仅是初步涉及这一主题—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被规定为个体再生产的必要手段，因此，雇佣劳动依旧依赖于资本的“增长”，尽管他们的劳动的后果，在生态上或者在其他方面，都在危害他们自身与他人。商品形式和生态的要求之间的紧张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愈发严重，尤其在经济危机和高失业率的时期，这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困境。这一困境，以及导致这一困境的张力，都内在于资本主义之中，只要价值依旧是社会财富的规定形式，它们的最终解决就会不断拖延下去。
我在这里所做的简要勾勒，不应仅仅被理解为“经济增长”。它还意味着，马克思并未在“技术的”层面，也即在一个根本上非社会的层面，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分析其技术发展和经济扩张的模式。他并未外在地把握社会维度（比如仅仅按照所有权和控制）。相反，他认为这一过程和这些模式是社会内在的，是由商品和资本这些范畴所表达的社会中介形式所结构的。
准此，应当注意到，尽管资本之间的竞争可以用来解释增长的存在①，但是，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是价值的时间维度决定了这一增长的形式。生产力的提高和剩余价值的扩张之间的特定关系，塑造了资本主义潜在的增长轨迹。这一轨迹无法依据市场和私有财产而得到充分的解释，也就是说，就算它们不存在，只要社会财富依旧最终来源于直接劳动时间的耗费，那么经济增长也就必然会采取这样的形式：其特征在于，生产力的提高要快过由其产生的社会财富的增加。在这一条件下，不论成功与否，计划都意味着一种自觉的回应，回应由价值和资本所表达的异化的社会关系形式所施加的强制。但是，它并不会克服它们。
第九章 生产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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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 Ernest Mandel, Late Capitalism, trans. Joris De Bres (London, 1975), p.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