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对价值和物质财富的对比分析中可见，他对资本主义工业和农业的批判显然不是一种生产主义的批判。马克思的批判基于对资本主义劳动的特殊形式的分析，而非基于“劳动”；这意味着，对自然的不断增长的破坏，不应被简单地反过来视作人类对自然的不断增强的控制和支配的一个结果。①不论是对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批判，还是后一种对支配自然的批判，都没有区分价值和物质财富；两者都基于超历史的“劳动”概念。因此，两者都仅仅看到了马克思所试图把握的那种更为复杂的、双面性的发展的其中一面。这两种立场一起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另一项理论上的二律背反。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资本主义中对自然的不断增长的破坏，并非简单地因为自然成为了人类的对象；相反，它首选取决于自然所成为的对象的种类。在马克思看来，除了是物质财富的组成要素外，原料和产品还是资本主义中价值的承担者。资本将物质财富作为价值形成手段而进行生产。因此，它不仅将物质自然作为物质财富的原料加以消耗，也将其作为推动资本的自我扩张的手段而加以消耗也就是说，将其作为尽可能多地从劳动人口身上抽取、吸收剩余劳动时间的手段。即使不能带来剩余财富的社会形式（剩余价值）的相应增长，也必须消耗不断增长的原料量。由劳动所中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单向的消耗过程，而非一种循环互动。它的形式是：具有质性独特性的原料，被加速转化成“物”，转化成在质性上彼此同一的、对象化时间的承担者。
由此，资本积累的问题，不仅在于它既不稳定又充满危机，更在于其潜在的增长形式是以一种失控的生产力为标志的，它既不受生产者的控制，也不直接服务于他们的利益。这种特定的增长类型内在于一个以价值为基础的社会，它不能仅仅被解释为看错了问题或搞错了重点。虽然对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批判仅仅关注资本积累本身对经济增长可能造成的障碍，但显然，马克思既批判了资本主义“增长”的无限加速，也批判了其危机频发的特质。事实上，他证明了这两个特质应当以内在关联的方式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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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见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trans. John Cumming (New York, 1972), pp. 3-42, 89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