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形式所建构并嵌入其中的。
上述路径说明，只有在历史特定中介形式下，阶级斗争才成为历史的推动力。它同时也试图说明阶级这一观念本身。显然，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阶级是一个关系性范畴阶级是在与其他阶级的关系中被确定的。社会生产集团和社会占有集团之间的冲突是由他们与生产资料的特定关系所结构的，这一点位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的核心。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依据我所分析的社会中介的形式，来进一步说明阶级的观念。在马克思那里，工人和资本家的冲突的结构取决于以下这一点：持续的斗争是他们的关系的一个内在特征。然而，社会生产集团和社会占有集团的斗争本身并未将它们建构为阶级。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辩证结构具有核心重要性。它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冲突关系整体化了，并赋予其以动力，由此将它建构为劳动和资本之间的阶级斗争。反过来，这一斗争成为社会整体的动力轨迹的一个建构性环节。阶级被特定的社会中介形式建构为一个动态整体性中的对抗性环节，并在它们的斗争中变得动态化和整体化。①
第九章 生产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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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A.科恩同样指出，即使阶级斗争（以及与之相关的剥削、结盟与革命现象)在历史变化过程中如此重要，这些斗争本身也没有建构历史发展的轨迹。相反，它们必须依照这一轨迹来理解。见G.A. Cohen, "Force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n J. Roemer, ed., Analytical Marxism (Cambridge, 1986),pp. 19-22; 及“Marxism and Functional Explanation,”in ibid., pp. 233-234。然而，科恩对历史内在动力的理解是超历史的。因此，他无法依据社会实践的历史特殊结构形式，来为其找到历史特殊的也即社会层面的基础；相反，他将生产过程和技术发展（他将其理解为“技术的”现象)两者，都从社会关系中剥离开来，并将人类历史理解为前者的进化式发展。由此，他试图借由一种功能论的解释，来把握社会发展。见“Force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pp. 12-16,及“Marxism and FunctionalExplanation,"p. 221ff。
由于这一超历史的假设，科恩必须在这些社会生活领域间确立必要的区隔。但如我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的特征及其内在动力的来源，正是它们之间的“现实的混合”。以技术的首要性这一观念为基础，科恩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一种目的论的、线性的生产增长过程，而这在历史上是非常可疑的。此外，它也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批判的那些唯物主义形式非常相似；马克思认为它们无法把握生活的主体维度，也无法理解实践的社会建构过程。换句话说，科恩的超历史方法局限于一种具体化的历史概念，这使他无法为自己的下述洞见找到社会基础：方向性的历史动力无法仅仅依据阶级斗争和其他的直接社会形式而得到解释。
另一方面，一些对科恩的批评——如约恩·埃尔斯特的批评——试图恢复社会行动，但其代价，却是丧失动态历史结构的观念，并因此丧失方向性历史发展的观念。这些路径认为社会行动者要优先于并独立于他们的历史建构。在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分析框架中，社会关系被认为是外在于行动者的。(见 Jon Elster, "Further Thoughts on Marxism, Functionalism and Game Theory,”inRoemer, ed., Analytical Marxism, pp. 202-220。)对科恩立场的这种片面的回应，无法充分应付解释(资本主义)历史的方向性动力和轨迹的挑战。
由科恩和埃尔斯特代表的两种立场之间的对立，囊括了结构与行动、外在客观必要性和个体自由的经典的二律背反。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一起表现了—而非理解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质。两种路径都缺乏一种关于社会关系的历史特殊结构—也即结构化了的实践形式——的观念，这些形式是异化的（因此是准独立的），内在地依赖于一种特定的世界观，既建构了社会行动，也为社会行动所建构。换句话说，这两种立场都没有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历史特殊性，以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活形式的历史特殊性。
对科恩和埃尔斯特的立场的其他批评，见 Johannes Berger and Claus Offe,“Functionalism vs. Rational Choice?"以及 Anthony Giddens, "Commentary on the Debate," in Theory and Society 11 (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