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马克思的批判不是“肯定性”批判。它的最终出发点，不是一个被认为独立于资本主义的现存社会结构或团体。事实上，它不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中任何一方的现存形式，不论人们怎么解释这一矛盾。我们看到，马克思的论述表明，普遍的历史解放并不基于现存生产形式完全实现的可能，而是基于对它的克服。这一批判并不植根于现状，而是植根于未来的可能——但它无法在现存的社会生活结构中得以实现。在这样一种批判社会理论的框架之中，解放的实现可能，并不由任何现存结构或社会团体——它们的充分发展被生产关系扼制了——所“保证”。同时，它也不是不具有历史特定性的可能性。相反，它所带来的是对现存秩序的特定的否定—这一新结构的创造已经作为历史可能性而出现，并以要求废除资本主义秩序的根本基础，作为它们的现实的、实际的社会存在的条件。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马克思那里，正是那些为新的社会组织奠定了可能性的东西（即对象化的历史时间），在其现存形式中，强化了资本主义的抽象统治体系。他的批判理论的核心目标之一，在于阐明这一悖论性的结构发展，并由此推动其可能的转型。马克思的“否定性”批判的起点，在于一种特定的可能性，它历史性地出现在现存秩序的矛盾性质之中，并且不应被等同于这一秩序的任一维度的现存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这一批判的出发点是时间性的，而非空间性的。
当然，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这种阐释给出了一种截然不同于传统阐释的对资本主义的特定否定的理解。在传统阐释中，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涉及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性的公开实现。而我的论述恰恰相反，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在社会生活构成中所具有的核心性是为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它形成了其抽象统治方式的最终基础。这一路径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阐释，基于下述两者之间不断增长的张力：一边是以劳动为基本中介的社会生活形式；一边是另一种生活形式的历史可能性，其中劳动不再扮演社会中介的角色。我已经指出，他所勾勒的历史发展的逻辑指向了克服价值—由此，克服由劳动建构的客观化、量化的社会中介方式—的历史可能。这将进一步克服居于资本主义之心脏的社会统治形式，克服为资本主义的必然增长模式和生产方式所特有的那种抽象的、客观的强制。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轨迹内含着一种可能的特定的历史否定，它将可能建构另一种非“客观的”社会中介形式，一种不同的增长形式，以及一种不再为价值的规则所塑造的高技术的生产方式。由此，人们可以不再为他们自身的社会一般生产能力所统治与吸纳，并将它们用于满足自身的利益。
第九章 生产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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