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这一特定否定的一个面向在于，社会生活不再由我们所考察的结构所准客观地中介，相反，它将以一种社会的、政治的方式公开地被中介。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政治公共空间将扮演一个比在资本主义中更为核心的角色；因为，它不仅不再受到为阶级社会所特有的财富与权力的巨大悬殊所造成的扭曲，而且也不再受到一系列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属于资本主义的特征（而非“经济”的特征)的根本性限制的影响。
比如说，马克思的论述的逻辑要点表明，一旦废除了生产的价值基础，物质财富就不再被作为价值的承担者而生产。在高技术生产能力的条件下，它自身就将成为财富的支配性社会形式。考虑到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性质和结果将会与资本主义时截然不同。生产力的提高将不会借由降低必要劳动时间来间接地增加社会财富，因此不会造成将失控的增长作为经济“健康”的条件的趋势—就像当价值是财富的支配性形式时所发生的那样。相反，它将直接带来社会财富的增长。在这一条件下，物质财富的生产量和社会财富量之间将没有鸿沟。在一个系统性的层面上，这不仅会由于明显的富足（大量货物的生产)而克服贫困的根本基础（在社会“财富”的意义上），同时还会带来一种经济增长形式，它不必直接对立于人类的长期生态利益。
就一般社会层面而言，马克思的范畴性分析的逻辑轨迹同时还指向了生产结构的可能转型。我们已经看到，对马克思而言，工业生产的性质—更确切地说，是不断增长的人类生产知识与经验的潜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及其极端详细的劳动分工的对抗性形式之间的鸿沟—根植于资本的两个维度的辩证法，因此最终根植于价值形式。就此而言，马克思的战略要旨在于表明，高生产力水平和碎片化的、空洞的工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历史特定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关系越来越少地基于技术的必要性，越来越多地基于一种特殊的社会必要性形式。资本既维持了这一关系的必要性，又导致了它潜在的非必要性。它重构了无产阶级，同时也使无产阶级作为物质财富的社会来源的意义越来越小。在上述分析中，废除价值将包含废除增殖的两项规则不断提高生产力的必要性，以及在生产中消耗直接劳动时间的结构必要性。这既将使得社会劳动组织在量上发生巨大的变化—也即劳动时间的社会普遍的大规模减少—又将使得社会生产结构和个体劳动的性质发生根本上的质的转变。使用价值维度的潜能不再被价值维度所束缚与塑造，它将反过来被用于转变物质生产形式。结果是，大量的工作都将被废除一作为价值的源泉，它们变得日益空洞与碎片化。所有剩余的片面的任务，都可以进行社会轮换。换句话说，马克思的分析表明，废除价值将会带来社会普遍的生产转变，这将在保持高生产力水平的同时废除无产阶级劳动：转变工业资本主义中大量工作的性质，并废除这样一个体系，其中，人们将他们大量的成年生命都放在了这些劳动中。它将带来一种直接以历史时间的占有为基础的生产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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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