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这样总结马克思的分析中的一条线索:资本的动力使得生产力以一种具体形式发展,这一形式保持了一种统治手段。不过,它的增长潜能造就了一个基础,使得社会、社会中介方式以及社会生产组织终将发生转变;在这一转变中,生产的结构和目标都会发生根本的变化。生产领域的这一自反性转变的可能性,为一种社会批判提供了基础,而这一批判将超越如下两种社会批判的二律背反:其一是批判异化劳动,批判人们疏远了他们的本性。这一本性拒绝工业技术本身,因为它秉持着一种不具有历史可能性的希望:回到前工业社会。其二是批判社会权力,批判资本主义所生产的大量货物和服务的不平等、不公正的分配,这种批判把由资本决定的生产的线性延续作为必然而接受了下来。
在思考马克思的论述逻辑中所涉及的废除雇佣劳动的意义时,我将目光聚焦于这一废除的具体维度—也即对无产阶级劳动的可能的废除,以及与此相关的劳动过程本身的可能的转变—以此澄清我的阐释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之间有多么根本性的不同。而在这里,我应当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范畴性分析同样指向了对雇佣劳动的另一个方面的可能的废除,也即废除以劳动力与工资—用来获得消费资料——之间的交换为基础的分配体系。我们已经看到,无产阶级劳动作为物质财富的源泉日益失去意义,尽管它被系统性地重构为价值的源泉。如果不考虑剥削的问题,那么,这就意味着价值意义上的工资和物质财富意义上的工资之间出现了一条鸿沟。一旦具体劳动的社会一般生产力大于个体劳动之和,劳动时间的投入和物质产出之间的悬殊就会越来越大。从物质财富的角度出发来看,工资体系成为一种社会一般分配形式,并且似乎仅仅报偿劳动时间的消耗。它不再基于物质财富的生产。它的系统性存留,仅仅是价值维度的一个结果。劳动时间的投入和物质财富的生产之间不再具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在这些条件下废除价值,也将带来另一种社会分配方式的发展—其中,消费资料的获得将不再是劳动时间的耗费的“客观”结果。①
第九章 生产的轨迹
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