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关于主体性的社会建构的理论（包括批判其自身环境的主体性），对立于那种无疑是功能主义的观念，即只有肯定或支持现有秩序的意识是由社会构造的。同时，它也对立于功能主义所隐藏的那种观念，即批判的、反抗的或革命的意识的可能性，在本体论或至少是超验论的层面上，只能源自于据说是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要素。我所描述的方法并不否认那些遗留的、非资本主义的趋向的存在或重要性，它们会为统治秩序注入一些异质性，并促使对其保持批判性的距离。但是，我的方法在事实上提供了一个批判这些理论企图的基础；这些理论企图仅仅关注这些趋向，正是因为它们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一元的整体。这些分析抵抗与反对的方法将资本主义社会仅仅理解为物化的、变形的社会，并认为批判性的思想与实践是不具有历史特定性的；然而，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矛盾性社会的分析方法则试图说明，批判性距离和异质性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部社会地产生的。它为主体性（包括主体性的反抗形式）的历史理论所提供的基础，在我看来远远强于以下这些理论努力：它们假定在现存的社会秩序和批判性的主体性形式与实践之间存在一个简单的对立。由此，借由我的方法，我们得以探索各种批判性概念与实践和它们的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依据这些概念与实践的建构，另一方面依据它们可能的历史效果。由此，我们也可以思考这种反抗的主体性与实践，将会在可能的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否定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简而言之，我的方法使我们得以分析变革现存秩序的可能性。
资本主义是矛盾的，这一看法造就了一种具有自我反思性的社会批判，它将自己置入自身所处的语境中加以理解。这使得我们能够分析批判理论与否定资本之需求的出现之间的内在关系（不论经过了多少中介），同时能够分析大众层面的反抗意识形式。这种具有自我反思性的主体性社会理论，尖锐地对立于那些没有办法或是只能以一种客观主义的办法，来将根本性的反抗意识的可能性建立在现存秩序之中的批判。后者隐含地为批判性思想家赋予了一种优越性地位，使他们的知识不可思议地超越于社会形态之外。这些方法落回到了启蒙运动唯物主义的二律背反之中，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经对此做出过批判：大众被分割为受社会所限定的大部分和出于某些理由而没有为社会所限定、具有批判性的小部分。①这小部分人无疑象征着一种在认识论上前后矛盾的社会批判方式，他们无法说明自身的存在，只能声称自己处于一个悲剧性的位置或是握有先锋性的教学法。
第一章 重新思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