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重要的是，马克思明确区分了“劳动时间的有计划的分配”和“用劳动时间计量交换价值”，他将其论述为不同种类劳动的质的同一性。两者的区别在于，在马克思看来，以劳动时间的耗费为基础的财富形式，内在地关联着一种准客观的社会中介形式。在这样的状况中，时间不是一个描述性的尺度，而成为了一种准独立的客观规范。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这正是劳动与时间的辩证法，以及资本主义特有的发展逻辑的物质生产形式的基础。这一辩证法，以及与之相关的抽象社会必要性形式，不是时间的节约的结果，而是财富的时间形式的结果。同样地，不是每次时间的节约都会带来一种自我中介的财富形式。马克思清晰地区分了两者。
因此，马克思所谓对劳动时间的考量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依旧是重要的这一点，并不意味着财富形式本身将是时间性的，而非物质的。恰恰相反，这是用另一个例子——这次是时间的节约——来证明他所讨论的议题：以一种异化形式在历史上建构起来并统治了人们的东西，有可能被人们所转化与控制以满足自身的利益，只要劳动建构的中介方式被废除。由此，这些段落没有推翻我的论断，即价值和物质财富的区分，以及克服资本主义将会废除前一种财富形式而代之以后一种这一观念位于马克思的批判性分析的核心。正如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上引段落稍前几页里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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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① Grundrisse, p. 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