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仅仅处理了对资产阶级分配方式的克服，那么它将无法充分把握资本主义的上述维度，更糟糕的是，它将遮蔽这一事实：克服阶级社会必然要求克服生产方式的基础。因此，一种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变体成为了一种将某些社会形式合法化的意识形态，这些社会形式就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中，自由资产阶级的分配方式被废除了，但为资本所规定的生产方式却没有，同时，前者的废除在意识形态上遮蔽了后者的存在。①
由此，马克思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念，必须被区别于国家主导的资本积累方式。上文所述的阐释，及其对建构着资本的特定劳动形式的强调，符合了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兴起的历史分析，这种分析以世界经济核心地区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与“边缘”国家不断增长的作用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依据。可以说，对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而言，国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造成总资本的创造。在这一情形下，暂停商品、货币与资本的自由流通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相反，它是在世界市场的环境下，“资本革命”得以在边缘地区实现的方式之一（如果不是唯一一种的话）；在这一世界市场中，资产阶级革命和国家总资本的巩固之间最初的历史联系不再存在。然而，结果并不是，也不会是后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所规定的社会并不仅仅是市场与私有财产的一个工具；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它无法被缩减为资产阶级的统治。
第一章重新思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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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本书中，我不会进一步探究对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和形式而言，我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参量概念的重新思考所具有的意涵。不过我应当指出，一旦资本主义特有的并位于其核心的社会统治与剥削形式不再被置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中，而是被置于由商品和资本的范畴所表达的异化的社会关系结构中，一旦异化过程被理解为一种社会与历史建构形式，而非对前定的人类本质的疏异，那么问题的方式就发生了变化。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路径，见 Stanley Moore, Marx on the Choicebetween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1980)。斯坦利·穆尔将剥削等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在此基础上他指出，一个只有交换而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即他所规定的“社会主义”)，要优于一个两者皆无的社会（“共产主义”)，见pp.viii-ix,34-35,82。穆尔的意图在于反对这样一种看法，即按上述的定义，社会主义只是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不完整形式，是“共产主义”的前奏。其中，他试图削弱“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压迫这一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穆尔的路径的战略意图，与这里对马克思的截然不同的阐释之间存在类似之处，两者都不认为这些社会应被认为是后资本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