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思考表明，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基于对商品形式结构社会生活过程的系统性分析，提供了一种一般的批判性社会分析，来分析发达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与行政的大规模官僚制组织。①换句话说，韦伯分析中的现代世界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合理化过程，在上述的分析中找到了其社会基础，并把握住了它的内在矛盾。②
法兰克福学派将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分析为一种单向度的、全面治理下的社会整体。而上述的分析将不会分享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一根本前提。
第十章 结论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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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哈维同时指出，20世纪资本主义的重要变化未必外在于马克思的分析，而是可以依据这一分析来加以理解。见 The Limits to Capital (Chicago, 1982), pp. 136-155。哈维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论述的利润率平均化的观念—资本赖其而运动—为起点指出，在20世纪中，公司的组织形式的巨大变化联系着资本的汇聚与集中。这一汇聚与集中根源于价值规律（pp.137-141)。大规模官僚制资本主义公司的兴起，伴随着交通、交流和银行技术的极大改进它们都降低了竞争的门槛，促进了资本的运动（p.145)。哈维坚持道，经营上的调节与价值规律并不矛盾。借由钱德勒所谓的“管理革命”(Alfred 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Cambridge,Mass.,1977])，哈维断言，在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经济活动的量达到了这样的水准，它使得行政调节比市场调节更为高效与有利（p.146)。他指出，大公司有能力非常快速高效地将资本与人力在各条线上转换。此外，自20世纪20年代起，大公司（在美国通用汽车的带领下)开始了内部的去中心化，并赋予每一个分部以财政责任。哈维总结说，现代管理结构造就了一种形式，它能够以行政手段来使利润率平均化（pp.148-149)。
在某些层面上，行政的价值分配方式（通过平均化利润率)在多大程度上预设了竞争—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的存在，是我无法在这里处理的问题。哈维的方法是指出，尽管市场调节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关键，但竞争依旧是核心所在。变化了的是竞争发生的场所一比如说，它转向资本市场，在那里，竞争是为了货币资本。这一竞争是一种手段，以此，资本的规训可以施加在公司以及国家身上（pp.150-155)。哈维对价值规律在20世纪的活力的论述是非常高超而具有启发性的。然而，和我的方法不同，哈维并不关注价值作为一种具有时间规定性的财富形式的特殊性。在思考资本主义为积累而积累的过程时，他首先关注的竞争与私有财产，而非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价值与物质财富之间的区分。因此，哈维并未将生产的动力及其物质形式，奠基于我所勾勒的矛盾之中；同样，他对竞争的强调，也使得我们不知道他将如何分析“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
如我们所见，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从事了这项工作，见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trans.Rodney Livingstone (London, 1971)。然而，他的方法受损于他关于劳动、整体性和无产阶级的传统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