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看到，对马克思而言，这一社会统治形式塑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增长的性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形式，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然而，这些过程似乎全然不是社会的过程，因此对它们的转变的讨论，也似乎显得极其乌托邦化。但是，马克思的分析坚持认为这些限制是社会的：它们既不是技术性的，也不是现代性的必然面向。此外，根源于商品和资本的压迫形式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根据我对马克思的分析的重构，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这个面向不仅是可欲的，而且，如果人类要将自身从动态的社会统治形式——其后果正变得越来越具有破坏性——中解放出来的话，它就是必要的。
此外，与许多传统阐释不同，这种对民主的自我规定的社会条件的理解，不必具有统计学的意义。我们已经看到，对马克思而言，基本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不等同于市场和私有财产；因此，国家取代市场和私有财产并不标志着对价值和资本的克服。事实上，“国家资本主义”一词—波洛克曾使用过它，但并未为它找到基础—可以被用来正当地描述这样一个社会：其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依旧存在，而资产阶级分配关系则被一种国家官僚制的行政方式所取代，后者依旧服从资本的压迫和限制。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理论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差异同时体现在它们对待社会中介这一问题的不同态度上。我已经表明，马克思的批判是对由劳动建构的一种特定社会中介形式的批判，而非对社会中介本身的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倾向于将中介等同于市场，并指向了行政对市场的取代。然而，马克思的批判则可以容纳政治中介方式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可能出现—也就是说，容纳一种社会主义中的政治公共领域的概念，它位于形式上的国家机构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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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