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并不对过去抱有怀旧之情，而是在概念上区分了在资本主义的直接的实践的层面上不可区分的对象—一个是具有高技术生产、高度发达的社会劳动分工的社会，因为资本而具有的必然性，另一个是废除了资本之后的社会所将具有的必然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对现代性的批判理论，它的出发点不是前资本主义的过去，而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来的、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只要马克思的批判依旧试图为抽象的、准客观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这一社会的生产、工作和增长的规则的性质找到社会基础并对它们保持批判，它就能够为分析当代的发展提供基础。相比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而言，它将更为充分地说明许多当下的焦虑、不满和愿望的来源。
这一路径，及其对资本主义矛盾性质的理解，使我们得以区分三种资本主义中主要的社会建构的批判和对立形式。第一种根植于人们认为的传统形式中，直接对立于资本主义对这些形式的破坏。第二种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为基础，这一形式可以用来描述一大批不同类型的运动，从自由公民权利运动到工人阶级运动（在工人阶级被建构起来之后）。我所呈示的阐释，勾勒了第三种主要的批判与可能的对立形式—它基于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可能性和它的现实之间不断扩大的距离。这一路径将成为一个有效的基础，来分析最近几十年的新社会运动。①
如上所释，马克思的批判同时可以用来回应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民主状况的问题，这里我仅稍作讨论。首先，它提供了一个基础，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的社会局限，这一分析超越了传统上对形式政治平等与具体的社会不平等之间的距离的批判。传统的立场指出，最大幅度地缩小根植于资产阶级分配关系的财富与权力的巨大悬殊，是真正实现民主政治体系的必要社会条件。从我在这里的讨论出发来看，这种考量仅仅把握住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的社会局限的一个方面。而同样必须理解的是抽象统治形式对民主的自我规定所施加的限制，这一抽象统治形式根源于建构了资本主义的准客观的、整体性的、资本主义中介的历史动态形式。
第十章 结论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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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然而，即使在一个逻辑抽象的初步层面，价值、需求和关注的历史发展，虽然似乎指向了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却不应被认为是线性的。向后自由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的过渡，似乎重建了现存工作形式和个体在生产之间的貌似必然的联系，并且将对工作活动的性质的日益增长的关注，转向了通过消费来获得满足这一方向。见 T. J. Jackson Lears,“From Salvation to Self-Realization,”in Richard W. Foxand T. J. Jackson Lears, eds., The Culture of Consumption (New York, 1983)。